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19年7月19日上午，由中国人口学会主办，中国人口学会青年专业委员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宾馆协办了“家庭、福利和流动”分论坛。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副研究员刘厚莲作论坛主持人，复旦大学潘泽瀚副研究员、昆山杜克大学王宇助理教授、中山大学冯剑锋副研究员（由纪舒南报告）、南开大学朱荟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刘思辰做了报告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吕利丹副教授、赵梦晗老师，西南财经大学杨帆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凡副教授和湖北民族大学谭宇教授分别作了精彩评议。

复旦大学潘泽瀚报告了《中国城市群的发展阶段与人口流迁特征》。构建了一个分析城市群发展阶段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提出将城市圈作为城市群的最小单位，依据城市圈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流迁网络）特征将城市群划分为了城市圈、城市群带、城市群网三个主要阶段，并推演了三个阶段城市群人口流迁的主要特征。并利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库，基于城市集群的基础条件、中心城市人口吸引力等级特征、城市群人口吸引力等级体系特征、以及城市人口流迁网络联系特征四个维度，实证分析了我国20个城市集群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吕利丹副教授作了点评。论文以都市圈中迁移流的网络特征角度研究城市聚集的阶段化特征，以2015年小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空间分析的方法准确地识别了我国的主要都市圈并进行了特征描述，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具有创新性。考虑到仅使有1年的数据，都市圈的空间差异表现是空间多样性还是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值得进一步讨论；从迁移角度研究都市圈的聚集特征和发展的角度很好，建议进一步考虑都市圈内部的交通、经济发展差距和制度壁垒等迁移背后的因素。

昆山杜克大学王宇报告了《流动人口的婚姻匹配：女高男低教育匹配的增长及解释》。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2-2016年的数据，检验了流动人口的婚姻匹配模式，发现在1985-2016年间女高男低教育匹配模式在持续增长。虽然女高男低教育匹配的婚姻模式在中国并非主流，但在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46%，接近异质婚姻的一半，该比例在流动人口群体中高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该现象背后存在户口交换机制，在户口匹配上属于“下行婚姻”的流动男性在教育匹配上倾向于“上行婚姻”。同理，户口匹配上属于“上行婚姻”的女性在教育匹配上倾向于“下行婚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赵梦晗老师作了点评。文章结合了两位学者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利用大样本的截面数据，从结婚队列的分析视角，探讨了中国流动人口在教育婚姻匹配上的变化，同时使用统计模型分析了促成这些变化的原因。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强化理论贡献，同时突出中国情境下有关性别观念的变化和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的趋势，突出本研究的实际意义。

中山大学纪舒南报告了《社会保护视域下我国超大城市民生保障水平分析——以省会城市广州为例》，以省会城市广州为例，采用目前国际流行的社会保护概念及其分析指标体系（SPI）对近年来国内超大城市的民生保障水平。2013-2015期间，虽然广州经济发展水平与日韩等发达国家不断缩短，但在民生保障水平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民生政策存在过分偏倚社会保险现象，进而导致民生政策中针对贫困人口的帮助力度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全国平均水平，提出注重民生政策项目内部结构的合理性，加大对贫困人口的倾斜力度，并有效解决贫困人口在福利资源分配中相对不公平的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杨帆副教授作了点评。基于社会保护视角的分析以及对超大城市民生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SPI指数的引入及其分解、基于广州市数据的实证分析等来看，论文逻辑清晰，结果对于认识超大城市民生问题具有启发。研究使用比较分析探讨民生政策效果时可对比较对象的选择做进一步考量，对广州市各指标量化分析的结果进行更深入讨论。

南开大学朱荟报告了《现金福利对家庭生育行为影响的研究——基于多层线性模型》。利用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五个国家3191名年龄在15-54岁的女性及其子女数据，讨论了家庭政策与个体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现金福利对于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儿童保育领域加大投入对于鼓励生育行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现金福利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对未来家庭政策制定的方向也有一定的启示，缓解女性的由于工作带来的工作家庭冲突，建立一个对职业女性友好地家庭福利体系对于提高生育水平更具有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杨凡副教授作了点评。这篇文章以欧洲八国为例，分析了家庭福利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借鉴作用。文章还考虑了不同福利政策的比较，家庭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和不同国家福利政策背景的影响，完成度高，具有丰富的政策启示。建议进一步梳理文献与本文的联系，研究两类福利政策为何表现出不同政策结果的深层机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辰报告了《“接力式进城”——父辈流动模式对农民工二代再迁移选择的影响》。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实证分析了父辈流动经历对农民工市民化、返乡意愿和返乡地选择的影响，以及影响效应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在父辈流动经历的影响下，农民工二代的市民化意愿有所增强。在中小城市流动的农民工二代，其市民化意愿的提高更为明显。对于返乡的农民工，父母的流动经历会增强其去往乡镇及县城的意愿。整体而言，农民工二代与乡村越来越疏离，市民化意愿越来越强烈。

湖北民族大学谭宇教授对作了点评。认为论文行文较为规范、思路清晰，建议进一步界定 “接力式进城”、“父辈影响”等概念，如从父辈和子女两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进行讨论。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增加典型案例访谈，重点分析农民工二代再迁移选择产生的影响。针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创业和贫困农民工的政策扶持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