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人口发展论坛（2019） 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会议由中国人口学会、西南财经大学主办，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具体承办。与会专家学者就当前各界关注的人口发展重点议题特别是西部人口发展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人口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介绍了他最近主持完成的 《历史的经验：中国人口发展报告 （1949—2018）》著作的主要内容。他提出，在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当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对人口发展进行一个基于当代人口学的整体性的历史回顾，从而深化对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验证历史上有关人口发展的争论，并开展系统性的理论思考，是有必要和有价值的。

人口惯性作为反映人口内在自然变化的重要指标，长期被束之高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茅倬彦教授指出，人口惯性非常形象地表达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变动的作用，不被重视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早期人口学发展尚无法定量计算人口惯性，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概念的解释抽象而不易为人们所理解。但即便如此， 在过高生育率时代，人口惯性仍然会被作为降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长的人口学依据被屡屡提及，但几乎没有国家在制定生育政策时去认真计算它。茅倬彦指出， 人们很容易理解人口正增长惯性，因为人们发现当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 不等于人口增长会马上停止。过去的高生育率形成了目前庞大的育龄妇女群体，尽管每对夫妻的生育数小于其需要更替自身的水平，由于总出生数高于总死亡数，人口会继续增长。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人口惯性的规律不仅存在于人口增长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于人口减少过程中。随着低生育水平下出生人群进入生育年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老化，死亡人数就会超过出生人数，导致人口缩减，形成人口的负增长惯性。传统使用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等容易获得且更易被理解的时期指标，不免会给人以错觉，认为人口增长的趋势会延续下去。人口惯性反映了人口内在规律，应该作为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指标，纳入参考体系。

    我国西部省份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健康扶贫对于西部贫困地区人口发展和反贫困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韦艳教授基于新疆、陕西、甘肃3省份的调查而开展的西部健康扶贫研究发现，在就医行为方面，大多数农户的就医习惯是症状加重再看病或能不看就不看；在健康状况方面，贫困户的心理及生理健康状况均比非贫困户差；在贫困状况方面，健康状况越差， 家庭的贫困程度就越高；在扶贫状况方面， 有利于 “造血式”扶贫的如劳动力技能培训、发展特色产业等帮扶措施贫困人口获得率较低。韦艳认为其原因在于以下几点：建档立卡户的识别偏离，健康扶贫资源自上而下传递过程中出现 “精英捕获”现象；治理模式呈现细碎化、条块分割等特征，健康保障各项制度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健康扶贫资金不足，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缺乏，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信息化建设有待推进；考核监管机制不够完善。对此，韦艳建议规范健康扶贫管理制度， 构建综合性治理体系；探索健康扶贫 “云中心” 服务模式；加强考核监管机制建设，明确各体系权利与责任。

当前，由于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依然是中西部大多数农村家庭的理性选择， “三留守” （留守老人、 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问题在中西部也最为突出。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王学义教授指出， 举家流动迁移是解决 “三留守”问题的重要途径，而目前家庭型流动迁移有所弱化。他认为，促进家庭型流动迁移，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松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构建面向家庭的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做好失业监测和就业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工抗风险能力；从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环境改善、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等方面着手，平衡区域人口流动，尤其要鼓励本省区域内家庭型流动迁移；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家庭型流动迁移人口在流出地的土地及相关权益等，允许其返迁；从就业、子女入学、医疗卫生、养老等方面建立家庭型流动迁移配套政策。

此次会议适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成立40周年。1979年成立的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最早成立的七所人口研究机构之一。从诞生之日起，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就成为国内人口学界一支非常重要的研究力量。

来源：中国人口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