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梦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师博士后

计迎春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教授

引文

女性的初育年龄是生育事件在时间维度的重要研究内容。已有的中国研究主要从宏观的、纯人口学和政策的角度来考察生育政策以及生育史对初育年龄、生育间隔产生的作用，较少地从微观的、社会经济层面和理论角度，特别是性别视角，对生育行为进行研究。在最近几年接连调整生育政策，而生育率回升乏力的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结合不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从微观层面和性别视角来探究影响女性生育动机的内在机制。

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性别公平理论以及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本研究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结合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从中国女性经济地位、家庭内部两性关系的变化、家庭的家务照料分工—包括丈夫和父母辈的家务分担的角度，分析女性的经济行为以及丈夫、公婆、父母的家务劳动参与和女性初育风险之间的关系。

理论假设

社会学、人口学者研究问题的时候，往往理论先于假设，假设先于数据分析。本文首先回顾多个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视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假设。

新家庭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注重比较优势和机会成本对个体行为的解释。新家庭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加里·贝克尔指出，在劳动力市场收入较高的一方（通常是丈夫）专注于市场工作、挣取更高的收入，而收入较低的一方（通常是妻子）则专注于家庭内部的劳动。在二战以后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女性有更多的参与市场劳动的机会，这在事实上影响着女性的生育行为。生育所带来的从劳动力市场的暂时退出以及照料家庭和子女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下降，都成为女性和家庭整体在做出生育决策时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女性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报酬的提升，也缩短了夫妻双方在比较优势上的差异。因此许多经历了二战后经济重建、女性劳动参与快速提升的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

性别公平理论

近年来许多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生育水平之间并不呈现单调的关系。一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开始逐渐回升，而高受教育程度夫妇的生育意愿和水平也较高。

澳大利亚著名人口学家彼得·麦克唐纳提出了有关生育水平变化的性别公平理论。受到西方主流性别理论的启发，他指出在低生育率社会里，和个人发展相关的社会制度领域（如政治、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方面）性别公平程度具有相当大的提高，而在家庭内部以及和家庭相关领域（如各种和家庭、个人相关的社会公共政策）的性别公平程度相对较低。这两个领域的性别公平程度不同步导致了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尖锐冲突，如女性在职场的成功和家务的繁重，导致她们把将来的家庭角色(如妻子、母亲等)视为对个人发展的拖累，因而选择了少生甚至不生或不婚。在生育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的后人口转变时期，随着男性的性别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全社会的性别公平程度在教育、劳动力市场等公领域和家庭内部的私领域都达到较高水平时，生育水平才会回升。

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

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单位制逐渐式微，公共领域的物质生产功能和私人领域的社会再生产功能（如家务、子女养育和照料等）日益分化，职业女性需要同时承担物质生产职责和社会再生产的大部分职责。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面临较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影响了女性在私人领域的婚姻动机和生育决定，以及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和获得的报酬，从而促成了普遍存在的低生育现象。在当代中国，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得经济发展、性别平等和生育三者密切关联。这三者的关系若是处理不好，我国女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同时担负更多的育儿和养老的责任，使得今后我国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更加严峻。

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

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正是在单位制式微，公私领域逐步分离的情境下，家庭的重要性在上升而不是下降，家庭成员特别是代际之间的纽带比以前更为紧密，彼此更为相互依赖，形成了父母子女之间在生命历程中（例如在结婚、生育、育儿及养老等不同阶段）相互依赖、依存支持的代际共生关系。一方面，父母可能帮助成年子女照料孩子；另一方面，成年子女特别是女性的育儿和养老责任可能会出现冲突。

依据这些理论和研究视角，本文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1：女性的经济收入越高，其初育风险越低。

假设2：丈夫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女性初育风险越高。

假设3a：如果父母辈能够提供帮助，则女性初育风险相对高。

假设3b：如果父母辈需要照料，则女性初育风险相对低。

数据和方法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自1991年至2011年的追踪调查数据，将对象限定为处于初婚状态且调查时的年龄在18至50周岁之间的女性。由于研究关注的是女性的初育风险，所以只使用了初育事件发生在1990年及以后的个体数据。研究采用了事件史分析方法中的一种——考克斯回归模型，数据结构为人-期的形式，且对离散时间变量进行了修正并检验了模型比例风险的假定。

本文关注的主要自变量包括女性的经济活动、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父母辈提供家务照料和对照料的需求。

分析结果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妻子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初育的风险也越低，而农村地区的女性初育风险要明显高于城市地区。更重要的是，如果丈夫能够同等或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妻子的初育风险更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际关系长期在家庭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与长辈的居住安排也会影响妻子的初育风险。和婆婆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女性，她的初育风险是和婆婆不在身边的女性的2倍多。而那种和婆婆住在一碗汤的距离的女性，她的初育风险也远高于婆婆不在身边的女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的家务劳动和照料责任由婆婆帮衬，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大为减轻，她的生育风险也会更高。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因为与婆婆居住在一起，受到的生育压力较大的原因。与此同时，和母亲同住，并不会增加女性的初育风险。其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国从夫居的传统下，已婚女性和母亲同住的比例极少，所以可能不具有统计上的力度；另外，与婆婆相比，母亲可能更少对女儿施加生育压力。

在难以获得婆婆的照料帮助的情况下，丈夫积极地参与家务劳动（丈夫的家务时间是妻子的一半或者更高）能显著地提高女性的初育风险。但是，在与婆婆同住的情况下，丈夫家务劳动参与的正向作用变小。当然，虽然变小，还是有正面作用的。

下面两幅图展示了丈夫的家务劳动分摊对于妻子初育风险的影响。线条越高，就说明妻子初育风险越高，基本上在结婚五年之后，时间越长，初育风险也越低。实线条指的是丈夫做家务的时间是妻子的10%~50%，虚线条指的是丈夫做家务的时间高于或等于妻子。图一是婆婆不在身边，图二是和婆婆同住。通过实线条和虚线条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看到，丈夫家务做的多，妻子的初育风险也高，但是一旦与婆婆同住，丈夫做不做家务的影响的差距就大大缩小了。其原因可能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婆婆心疼儿子，包揽了很大比例的家务和照料，所以丈夫的作用减小了；另一方面，可能是长辈需要照料，所以丈夫需要承担更多家务，因此对生育的促进作用减少了，育儿和养老产生冲突。

另外，母亲需要照料，则会抑制女性的初育风险。根据马赛克家庭主义的理论，中国家庭的代际联系比以前更为紧密，对女性来说，需要同时承担照料孩子和照顾老人的责任，相互之间会存在冲突。

总的来看，女性经济收入的提高——较多的市场劳动投入，与其初育风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在另一方面，家务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初育风险。当家务劳动的重担能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代际支持的缓解时，女性的初育风险更高；而当家务劳动无法得到其他形式的缓解时，丈夫较大程度地参与家务劳动，能够显著地提升女性的初育风险。此外，父母辈对于照料的需求则会显著地降低女性的初育风险。

讨论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在过去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有所下降。在社会层面，人们将女性的劳动参与看作为理所当然，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尊重和地位。并且，生育政策的逐渐放松会对女性的家庭地位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一些企业在预期女性会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往往更不愿意雇佣女性，使得今后的生育水平有进一步下降的倾向。

尽管许多学者建议增加幼儿照料的公共服务，以有利于缓解女性所面对的压力，但这种变化仅仅从家庭外部减少了压力，并没有实质性地触及性别关系。进一步通过政策引导等多方面的手段推动男性参与到家庭生活、承担家庭责任，才能推动性别公平的发展、有利于未来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水平。

文章来源：赵梦晗, 计迎春. 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和女性初育风险[J]. 人口研究, 2019, 43(1): 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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