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中国人口学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大国人口：形势、挑战与应对”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我中心陈卫教授、杜鹏教授、段成荣教授、宋健教授、杨凡副教授和翟振武教授受邀参加此次研讨会。围绕人口总体形势、生育水平波动、老龄化进程、家庭户变迁、人口流动趋势等重大议题，各位专家结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作出了科学解读。

（视频来源：央视网）

人口新格局：总量多，两头翘，中间塌

翟振武教授表示，本次普查数据是高质量的，这与电子化的数据采集、填报方式的改革以及多部门大数据的校验紧密联系。普查的低漏登率体现在三个统计结果上。以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断，2019年我国人口规模为14.005亿，考虑出生和死亡水平的变动，预测2020年人口数量增至14.04亿。七普的结果是14.1178亿，比预测值多出778万人。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8%，相比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2019年数值增加1.2个百分点，与原先的下降趋势相反，人口更年轻了。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由2019年的18.1%升至18.7%，人口更老了。

“概括来讲，人口更‘年轻’了，人口更‘年老’了，归根结底的原因，是老年和青少年的漏登率大幅度降低了。”

生育政策效应减弱 养育成本影响突出

陈卫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保持下降趋势，两孩政策实施暂时中断了这一趋势。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不仅二孩生育率出现上升，多孩生育率也出现上升。2013年前，二孩总和生育率在0.45左右，多孩总和生育率在0.06左右。之后二者持续上升，二孩生育率在2017年超过0.8，多孩生育率2019年上升到0.15。

虽然二孩政策延缓了人口增速的下降，但近年来所有影响出生人数的人口学因素都在促使出生人数下降。实行单独两孩政策以来，育龄妇女规模和已婚比例都在持续压低出生人数。2017年以来育龄妇女年龄结构也促使出生人数下降，而2018年和2019年已婚生育率下降又进一步压低出生人数。

养育后代的经济成本和照料负担是目前生育意愿的主要限制因素。住房成本、教育支出和照料负担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尤其是家庭对教育存在过度追求的现象，学区房、课外辅导等精养型的孩子养育方式使得孩子的养育成本非常高。

中度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 挑战与机遇并存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8.70%，相比2010年第六次普查上升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比第六次普查上升4.63个百分点。除了西藏外，全国30个省份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当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中国就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

杜鹏教授以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水平。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方面，目前日本和韩国分别为28.7%、15.8%。2000年，韩国与我国老龄化程度大致相当，但目前韩国已经超过我国。预计到2050年，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将和今天的日本差不多。

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因老龄化而发展停滞，包括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韩国。在老龄化的进程中，我们有足够的适应过程，不必过度忧虑。

家庭户规模跌破3，缩减态势加剧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已跌破3人。宋健教授指出，与历次普查数据相比，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进一步缩减，这将挑战家庭应该有的能力，抚育能力和养老能力。

在生育率持续稳定在低生育水平的背景下，家庭户规模的下降主要受到家庭户数快速增长的影响。虽然家庭户人口总数和家庭户总数随时间都呈现增加态势，但家庭户数的增加更为迅速，特别是在2005年之前，家庭户数的年均增长率接近3%，之后，年均增长率迅速下降，但仍不低于家庭户人口数的年均增长率。相较而言，家庭户人口数的年均增长率从未超过2%。

家庭是由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组成的亲属关系单元。透过每10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和每5年一次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可追踪到中国家庭户的变化轨迹，并从中透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

七普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3.76亿人，我国平均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流动人口。

段成荣教授指出，“从3.76亿流动人口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它已经占到城镇人口9.02亿人的41.6%”。

“这个数据非常明确的确认了一个事实，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变为迁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经历着由少流动的“乡土中国”向大规模、高频率流动的“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迁移流动成为常态化的人口空间运动特征还将长期保持。这是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和空间运动形态的深刻变化，也是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人口结构本身发生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