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这样一个话题，总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我怀念小时候，放假和父母一起过的日子。”

小时候，我们和父母无话不说；长大后，却变得无话可说。

小时候，总爱黏着爸妈；长大后，却与父母渐行渐远。

有人感慨，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成长。其实不无道理。

农耕时期的中国，人们普遍“安土重迁”， “父母在、不远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父母之巢似乎永不会空，因为子女往往与父母同住，形成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家庭的延续不仅表现为血脉传承，而且呈现于实际形态。

但现在，不少年轻人远离家乡、在大城市中打拼、租房独居，在都市漂泊且未婚的他们成为了现代“离巢”青年。这些独生子女离开父母，父母未及老去、尚处中年，因此“中年空巢”或“空巢中年”概念应运而生。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格里克提出的经典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来看，子女离家，留下夫妻二人或一人独自居住，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现象。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家庭从形成到解体可分为6个阶段 ：

事实上，“离巢”与“空巢”都深受现代化和人口变迁的影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加速了家庭成员彼此分离的步伐，特别是子代与父代的分离几乎成为必然。

首先，现代正规教育制度替代了私塾家学或学徒制度，学校成为青年正规社会化的主要渠道。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送孩子上大学已经成为一种全家出动的仪式，因为这意味着孩子离家步伐的加速。此外，子承父业不再是普遍现象，现代职业体系与现代教育制度相呼应，职业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拥有不同学历的青年在不同的就业市场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父母一代的大多数经验在日新月异的知识浪潮冲刷下逐渐变得陈旧或过时。对现代教育和职业的追求带动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2017 年为 2.44 亿人。这使得家庭成员彼此分离，使完整家庭碎片化。

其次，人口变迁延长了每一个人的寿命、减少了多数家庭的子女数量，同时又见证了迁移流动的常态化，这些都使青年“离巢”和中老年“空巢”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不足 40 岁增加到 2015 年的 76.34 岁，几乎翻了一番，这极大提高了夫妻之间和父子两代人之间长期共处的可能性。生育率持续下降以及作为第二次人口变迁主要标志的结婚生育推迟，则有效缩减了家庭规模。2017 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仅有 3.03 人。父母寿命延长和子女数量减少都使得子女“离巢”后父母“空巢”期时间相对变长。

“离巢”青年的基本特征是完成了某一阶段学校教育、离开父母的原生家庭但尚未组建自己的新生家庭、在异地独自生活居住 ；其中涉及教育、婚姻和迁移流动等关键词。

先看教育。2017 年我国小学升初中比例高达 98.8%、初中升高中比例亦达到 94.9%，说明绝大多数青少年在完成 9 年义务教育之后，能够升入高一级中学继续学习。随着 1999 年开始的中国高校扩招改革，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向普及教育转型，更大比例的高中毕业生能够有机会迈入高校门槛接受高等教育。2017 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5.7% ；同年的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为 736 万。可粗略估计出 2017 年当年未能进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和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合计规模为1600万。

再看婚姻。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一个普婚制国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即使不再被青年自身奉为圭臬，但也抵挡不过父母的唠叨和七大姑八大姨的关切，最终会在 25 岁左右初婚 ；教育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推迟影响，受教育程度每增加 1 年，初婚年龄推迟 0.11 年。

最后看迁移流动。根据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15 岁及以上流动人口中，已婚者所占比例在 2016 年达到 86%，且呈现出明显的家庭化特征。

通过上述信息，我们大致可以摹画出“离巢”青年的形象：

高中或大学毕业生，未婚；通常会跨省离乡；居住在较为发达的大城市。

对于这些青年而言，离开父母家庭往往追求的是精神和生活的相对独立；有些人会追求进一步的深造机会、更好的职业前景、遇到一个有缘之人共结连理等。在这个意义上， “离巢”青年相较“恋巢”青年更积极上进，因为从社会化的角度来说，成长的历程本身就是子代逐渐脱离父代、独立生活的过程，这也是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因此，当现代青年完成学校正规教育，为实现下一阶段的人生目标而在社会上独自奋斗，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当然也更需要社会的支持。

当“离巢”青年在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中因多重压力而陷入迷茫痛苦时，“空巢”父母同样经受着煎熬。中年“空巢”父母需要重建夫妻关系，将彼此的眼光从已经习惯的子女身上投射到对方身上，重新发现对方的优点，推动婚姻生活进入新时期；老年“空巢”父母则需要面临身体逐渐衰弱、家庭逐渐解体的挑战，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层面整合各方资源以满足自身需求。

既然两代人各有难处，能否用青年不“离巢”换得父母不“空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现代化和社会化的双重要求都使得两代人的分离成为必然。特别对于农村家庭而言，青年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不仅为下一代的发展开启了新的人生舞台，也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前几年，一些逃离北上广的青年再次回归大城市的例子也说明，乡村与小城市并非“诗和远方”，却更可能有着“苟且的生活”。那么，如何看待并解决“离巢”青年与“空巢”父母的问题呢？

首先，应该客观看待家庭生命周期中相伴相生的这一阶段，将其看作自然现象，而非社会问题。鸟儿筑巢、孵卵，养育幼雏，当小鸟逐渐长大，必然需要飞离老巢，到广阔天地开创自己的人生。这是自然界的规律，对鸟儿如此，对人类亦然。唯有此，生命方能生生不息，且一代更比一代强。子代过于恋巢、或父代不放子代离巢，都不利于两代人身心的健康成长。

其次，整合社会力量，改善青年在“离巢”期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减轻其在这一时期的迷茫和痛苦，帮助其尽早筑就自己的新“巢”。对于“离巢”青年而言，最大的迷茫来自于“离巢”时期长短的不确定性，而痛苦则多来自于生活的日常，如租房的流离漂泊或摩擦龃龉、恋爱的遥遥无期或屡屡受挫、工作的朝不保夕或收不抵支等，这些问题并非“离巢”青年独有，而是在青年中普遍存在；有些与青年的自身期望、性格和努力等先天资质和后天禀赋有关；有些则可以通过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加以解决。

“离巢”青年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离开老“巢”而新“巢”未筑、甚至无处安身，因此解决住房问题是解决“离巢”青年问题的重要抓手。整顿规范租房市场、建立廉租房和保障房制度，都是政府在这一方面应做的努力。

“离巢”青年的主要特征之二是婚姻无着，尚未建立自己的新生家庭。或者由于受教育时间延长导致婚龄推迟，或者因工作繁忙无暇旁顾，或者因期望太高而难觅佳偶、因观念前卫而无心婚姻等，都会加重这一问题。除了父母和家人的关心帮助、青年自身端正婚姻家庭观念之外，单位和社会也应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塑造适龄婚育的文化环境。

最后，加强“离巢”青年和“空巢”父母之间的联系，使青年“离巢”不离情、父母“空巢”不空心。

中国家庭与西方家庭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代际间相对紧密的联系。中国特色的家庭关系仍然源远流长，且应该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家庭生命周期在“空巢”期之后，会因子女的结婚特别是生育造成两代人的重聚，形成以父辈帮助子辈照料孙子女为特征的临时主干家庭模式，这一模式会持续若干年，随着孙辈的长大，两代人家庭再次转化为子代的核心家庭和父辈的老年“空巢”家庭。生育政策的宽松化改革将两代人因孙子女照料而发生的联系加深并扩展，对很多中国家庭而言，这是加强代际凝聚的重要契机。

“离巢”的子女要经常回家探望父母。对于父辈而言，学会适当放手、不过于干涉子女事务；充实自己的生活、调剂自己的心情，也是保障养老质量的重要措施。一些父母也会在退休后搬到子女所在的城市生活，过着可以经常探望而不互相打扰的生活，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