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人口论坛”公众号（renkouluntan）
在国家颁布“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之后，社会上出现两种质疑：其一，“二孩”放开都没多少人生，放开“三孩”能有什么效果。其二，配套措施的实施也不会明显提振生育意愿。但我们仍然认为全面“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的实施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个意义可以有三个层次：
第一，“三孩”政策可以让想生三孩的家庭实现其生育意愿，而配套措施也能惠及到生育一孩和二孩的家庭，成为抓手，部分解决家庭实际困难。
第二，“三孩”及其配套政策的出台可以作为契机推进新型婚育文化的建设。这些政策的出台，可以营造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气氛，反过来促进生育率的回升。针对欧洲生育政策效果的评估研究指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生育配套政策的实施效果，会受到当地生育文化的影响。在具有正向婚育文化的地区，配套政策能起到很好的刺激生育的作用，相反在婚育文化较为负向的地区，配套政策不仅不能起到作用，还可能产生抑制生育的反向效果。
第三，政策的出台并不只是为了提升生育率这一单一目的。新型婚育文化的建设本身也会改良社会的不良风气，促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增强青年和家庭幸福感。
由于我国经历了较长一段人口控制时期，小家庭、少子化的模式已经深入人心，再加上近些年来技术和社会结构剧烈变革所带来的生养和教育子女的现实压力和焦虑，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负面的生育文化或者情绪中。扭转这种负面生育文化是提升配套政策效果、促进生育率回升的一个关键。当然进行正向生育文化建设，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回归传统的多子多福的家庭文化，在新的社会形态下，正向婚育文化应该具有一些新时代的特征，可以涉及以下更广的方面：
1. 注重正向婚恋文化建设。在国家出台的配套措施中，特别提到了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年轻人婚恋欲望不高、结婚严重推迟也与如今不断增加的结婚成本有关。国家在继续稳定青年就业、提供住房保障之外，也应该倡导健康婚恋观，不攀比、不物化婚姻和女性，尊重个体、尊重情感，回归年轻人家庭建设需求本身。
2. 继续推进性别平等观念建设。除了在公共领域要为女性提供更加平等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在法律层面打击就业歧视，保障女性权益外，在私人领域要尊重和肯定女性在家庭劳动和生养子女中的价值和贡献，提倡男性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和分担育儿负担。研究发现，丈夫对家庭活动和育儿的参与不仅可以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还能促进家庭的和谐幸福。父亲对子女教育的参与也有利于培养孩子更加健全的性格。
3. 重塑家庭价值观。在社会开展家庭价值观的重建活动，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及其对个人成长的帮助和意义。当然这不是要回归传统的大家庭及其相应的家庭等级次序中，而是突出在新时代下，婚姻、养育子女和保持良好家庭关系所能带来的欢乐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及其对个人事业和各方面发展的助力作用。
4. 部分重拾多子女家庭的养育文化。在传统的多子女文化中，会按孩子的长幼序列有不同的培养策略和责任塑造，无需担心子女如何看待公平问题，普通家庭生育第二、第三个孩子时，没有太多经济上的担忧，也不必担心亏欠孩子。但在全民独子文化中，孩子成为家庭的核心。如果生育二胎，公平问题反而变得突出且棘手；父母会不计成本地投入资源，正常收入的家庭很难比照第一个孩子的资源养育二胎，有生育二胎意愿的父母会因此担心亏欠孩子，从而抑制生育意愿，或者背负巨大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可以一方面倡导拥有兄弟姐妹对儿童非认知能力（情商、社交能力）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倡导多子女养育的不同定位和良好心态。
5. 将母亲从“密集母职”中解放出来。上个世纪70年代，科学育儿的兴起，开始提倡父母，特别是母亲与子女保持持续、紧密的互动关系，需要随时随地回应子女各方面特别是情感方面的需求。这一套理论虽然被证明相对于那些被忽视的孩子，关注的确会给孩子带来正向的效应，但却将母亲的生活进一步与子女进行捆绑。因为缺少对亲密关系效应的边界认知，一方面很多母亲会如军备竞赛般将时间、精力和情感无限投入到子女的养育过程中，另一方面那些因为工作，无法对子女投入相应时间和精力的母亲就会产生愧疚感。应该倡导适度的关注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此外也要突出女性自身发展（工作、个人爱好或者其他形式的社会参与等）对子女成长的正向影响和楷模作用。
6. 缓解教育焦虑。缓解教育焦虑的根本在于更加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以及社会更加多样化的人才就业出路，但在舆论宣传上要淡化“鸡娃”和教育焦虑，突出教育目标和就业需求的多元性，并强调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应该看到，国家在打击课外培训，回归学校教学方面正在发力。
7. 塑造良性托育文化。建立起普惠的托育系统是配套政策中的重要举措，但如果托育体系建立起来，却没有足够多的家庭愿意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不仅无法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也会对公共资源造成浪费。提振托育服务的使用率，最重要的当然是提升托育服务的质量，确保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和专业训练。其次，也要塑造良性的托育文化，消除父母对孩子托育在安全上的顾虑，让父母相信托育机构能提供科学的育儿过程，提倡通过托育给孩子提供早期的社交机会和更多元的刺激等等。
作者：李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