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时代”来了吗？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人口数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我国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怎样看待这组人口数据背后的形势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将由此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结合目前农村情况，怎样更好地应对人口负增长趋势？本期对话邀请原新、段成荣、张许颖三位专家展开交流与探讨。

我国人口形势可以用“近忧较小，远忧很大”来形容。人口负增长现象演变为人口负增长问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在人口问题上一定要远视，做到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

主持人：本次发布的人口数据是否预示着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对此，您怎么看？

段成荣：目前来看，未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可能会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出现反弹的情况，但长期来看，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这一数据基本能够预示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总体人口规模的变化是由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两方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过去30多年，我国出生人口减少，死亡人口增加，使二者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小，最终在2022年出现出生人口不足以抵消死亡人口的情况。当前，大家更多将重点放在出生人口规模对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方面，但死亡人口规模变化同样对其有着重要作用。

原 新：在我看来，这些数据并不能预示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准确来说，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零增长阶段。纵观世界各国人口发展规律，基本都是从正增长到零增长，再到负增长阶段。结合我国目前情况，人口正负增长两股力量，正处于胶着状态，还没有分出胜负，因此用零增长来形容更为贴切。

随着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未来几年出生人口很可能出现小幅回升，但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我国现在是否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常态化、稳定的、长周期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已经到来。根据人口发展规律判断，从人口总量分析，近期看，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口负增长处于较为缓和的状态，人口规模减少有限；远期看，人口数量会大幅度减少，越往后，人口负增长速度越快，形势越严重。从人口结构分析，未来30年是一个低龄老龄化的时期，60岁至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会大幅增加，这为延迟退休、低龄老年劳动力灵活就业提供了机会。但到2050年以后，就会转化成高龄老龄化的过程，80岁以上的老人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未来30年即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是重要的人口机会窗口期。
  我国人口形势可以用“近忧较小，远忧很大”来形容。人口负增长现象演变为人口负增长问题需要一定时间，但是一旦形成问题就面临更多解决困难，有的问题爆发后再解决就为时已晚了。所以在人口问题上的认识一定要远视，一定要有足够的提前量，早做准备，要做到“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首先，科学地对近期、远期的人口负增长机会和挑战、风险和困难进行客观分析。其次，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主动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变化趋势，挖掘负增长时期和老龄社会的发展机遇。最后，积极应对各类问题和挑战。

张许颖：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本次发布人口数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与发展决策大数据实验室测算结果等显示，人口负增长将是我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重大趋势性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度出生人口会有所波动，预计“十五五”时期将进入稳定人口负增长阶段。面对这个重大趋势性变化，需要综合应对、系统应对、长期应对，减少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14亿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也要看到，尽管2022年出生人口跌至1000万人以下，但我国的生育潜力还在，近期也出现一孩生育占比回升、多孩生育增多等积极信号，未来实施更加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措施，预计中等收入群体未实现的生育意愿还会释放。

理论上，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应该慢于城镇；但是现实中，数量上农村人口负增长开始早、速度快，结构上农村早老、快老、更老现象突出

主持人：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预测，我国人口将在2030年进入负增长，之后又调整为2027年。然而，实际情况又较此提前了4年。人口负增长来势迅猛，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张许颖：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看，生育问题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出生人口大幅度下降与其说是人口现象，不如说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婚姻、人口、家庭社会变革，是年轻一代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要分析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有必要关注人口政策、社会制度改革等较为宏观的层面。

同时，还要从微观层面了解年轻人的诉求和行为。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表现：首先是育龄妇女规模下降，2015—2022年间，20至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生育数量占出生人口总量的85%左右）规模年均下降540万，直接导致了婚育率的下降。
其次是年轻一代的婚育观念显著变化。例如，许多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不认为结婚是人生的必然经历，或者以追求精神提升为婚姻的主要目标，不想被生育所束缚，这些观念的变化导致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
第三是“生育、养育、教育”费用上升挤压生育意愿。许多有生育意愿的年轻人在生育决策时，会权衡房价高昂、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等因素，结果往往选择推迟甚至放弃生育。
  最后是一些特殊因素造成的生育率下降。比如由于人工流产、不孕不育等削弱了生育力；此前还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1年调查发现，在有生育意愿的已婚育龄妇女中，32.6%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生育安排有一定影响，其中74.6%考虑推迟生育。

段成荣：要探究人口负增长来势迅猛的原因，要从影响出生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的因素入手。

先看出生人口，这一数量取决于妇女生育水平和育龄妇女的规模。梳理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国人口就已经进入负增长的通道。过去30多年，我国人口之所以没有出现负增长，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年龄结构非常年轻，育龄妇女人数众多。但近20多年来，我国人口不断老化，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年龄妇女人数下降，2000年全国生育旺盛年龄妇女数16596万人，到2020年，减少到13922万人，减少了约16%，预计今后还会进一步减少。
再看死亡人口，这个数据则受到死亡水平和年龄结构共同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寿命越来越长。但近30年来，年龄结构快速老化，死亡人口数量也进入上升通道。从数据看，我国死亡人口的规模从2000年的800多万人上升到2022年的1041万人。

主持人：农村地区人口增长受哪些因素影响？目前情况如何？

原 新：与城镇相比，农村的人口负增长情况更为严峻。因为农村地区的人口变动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既受制于低生育率，还受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且后者影响更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在城镇化的快速进程中持续减少，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升至2022年的65.2%；农村人口从1995年达到峰值8.6亿人，随后开始进入负增长通道，直到2022年降至4.9亿人，减幅达到43%。也就是说，农村出现人口负增长早于全国出现人口负增长。
  长期以来，流动人口呈现典型的“三个八”特点，即80%以上人口来自农村，80%进入城镇，80%是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导致农村出现大量妇儿老弱留守现象。理论上，农村人口生育率高于城镇，平均寿命低于城镇，人口减少的速度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应该慢于城镇；但是现实中，却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情形，数量上农村人口负增长开始早、速度快，结构上农村早老、快老、更老现象突出，这主要是长期的、持续的、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现象造成的。从长远来看，农村大量劳动力持续外流和农村人口快速老龄化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要明确“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区别。即使在人口负增长时期，人口机会发生了转型，只要有与其匹配的经济社会决策和环境，人口红利也会持续释放

主持人：过去一段时期，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在您看来，人口负增长是否意味着人口红利就不存在了？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业农村发展将会带来哪些挑战和深层次的影响？在面临挑战的同时，是否蕴含着新的机遇？

原 新：讨论之前，首先要明确“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概念的区别。人口机会是人口学概念，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人口红利是经济学概念，是由人口机会转化而来的经济产出。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中介因素或者转化机制是与人口机会匹配的经济社会决策和环境。当人口机会转化为人口红利时，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当人口机会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如劳动年龄人口不能就业成为失业人口，就不可能转化为人口红利，也就白白浪费了。即使在人口负增长时期，人口机会发生了转型，只要有与其匹配的经济社会决策和环境，人口红利也会持续释放。

结合我国人口规模阶段来看，在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也就是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人口总量虽然在减少，但是规模依然巨大，劳动年龄人口缩减但数量依然庞大，总人口的综合素质大幅度改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空间流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所有这些形成了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新人口条件和有可能转化为人口红利的新人口基础。当然，在人口负增长的远期，如本世纪中叶以后的时间，人口数量、结构、素质、迁移和分布会呈现与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几乎完全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要深入分析不同阶段的人口特征和人口机会，不要轻言人口红利消失。我们承认人口红利转型与继续存在，并不是否定人口负增长的挑战和负面影响，相反，更应该清醒认识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新挑战，如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继续输入到城镇的力度会不断弱化，既影响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充分就业。
  人口负增长蕴含的新机遇，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素质的提升。随着教育事业的进步，未来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会有更大增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会随之不断提高，对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会有很大帮助。此外，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提供了配置型的人口机会，就是说劳动力在不同岗位间的流动增加，从而令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
  因此，未来30年，也就是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我国依然拥有人口规模巨大、人力资源庞大、人力资本增强、人口流动活跃、长寿机会开放的规模型、资源型、素质型、配置型、长寿型等混合型人口机会，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此呼彼应，会不断创造新的人口红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段成荣：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主要强调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所带来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条件。所以，判断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关键并非总人口的增减，而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变化。据抽样数据推算，2022年全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62.0%。可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规模和占比并不低。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当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将继续存在。

当然，也应看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正持续减少，下降态势自2012年左右延续至今，并将持续下去。

张许颖：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一方面，要看到由此带来的各方面挑战，比如，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呈现的“聚集”和“收缩”都将被强化，具体表现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和城市群等人口会持续增长，而农村、东北地区、部分城市的人口可能会加速收缩；家庭小型化、一人户、独居老人家庭占比将不断上升，会对养老等公共服务建设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并存的机遇，比如，人口负增长带来的人口数量压力结构优化。据测算，到2035年，将迎来少儿人口压力减小的“轻装上阵”机遇。同时，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攀升，将对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带来新的机遇。

生育率的回升是慢变量，需要很长时间逐步调整。在农村实施生育支持政策的弹性大、潜力足，因此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重视农村

主持人：鼓励生育是各国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基本策略之一。面对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未来怎样更好地鼓励支持生育？就农村地区而言，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段成荣：应该认识到，影响城乡生育水平的因素和作用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养育经济成本增加、教育焦虑蔓延、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风险上升、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加剧、子女养老需求降低等因素，已成为我国农村地区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有的甚至正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要优化和支持生育，不仅要关注生育政策本身，还要做好经济社会相关政策的配套衔接，并坚持以人为本的政策导向。比如加强生育政策与育幼、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养老、户籍管理、住房、土地等制度政策的协调联动，增加农村家庭和农村人口抵御风险能力。

张许颖：首先，要在社会发展各领域融入支持生育的理念，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比如，针对大中城市、高学历等中等收入群体，提供足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帮助稳定年轻人安居的预期，提振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又如，加快在农村地区治理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还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同时保障女性合法权益，制定女性维持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相关政策，稳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等。

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人口监测工具的预警作用。设置年度出生人口和少儿人口占比等警戒指标，以便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提高人口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原 新：在农村地区推进生育支持政策，要做到有信心、耐心、恒心和决心。

要有信心是因为，生育率的回升是一个慢变量，是需要时间来逐步调整和推升的过程，且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滞后性，不能指望在短期之内看到明显效果。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的促进生育的政策实实在在落地，一定会或多或少产生政策效果，对此，我们要有信心。

而强调要有耐心、恒心和决心，是基于目前农村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严峻程度，相对城市来说要投入更多精力。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生育成本相对较低、重视生育的观念较强，在农村实施生育支持政策的弹性大、潜力足。只要找对方法、下足功夫，预期会取得比城市更好的效果。为此，我始终认为，在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当中，对于农村的重视，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主持人：目前我国很多政策、制度以及社会规范和家庭传统习俗等，都是在高生育率和人口结构相对年轻时形成的，未来农村地区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显然还需要作出更多的调整和改变。对此，应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原 新：随着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首要关注的是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传统的农业劳动供给不足，未来要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发展道路，培养有现代化技能的农民、农民企业家，以此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

还要重点关注的是农村社会的老龄化状况，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准备、经济准备、基础设施准备。以养老保险体制为例，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年轻型社会的基础上，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深化，缴费人群与领费人群的比例关系日趋紧张，相应的缴纳标准和发放标准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社会需求，应因时制宜做出改变。

同时，还要考虑到由农村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农村养老问题、农村家庭代际关系问题、农村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农村婚姻成本增加问题、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农村家庭稳定问题乃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等，这些都与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外流密切相关，需要统筹考量。

主持人：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不是中国独有。欧洲、日韩等一些国家早些年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并对此进行了一些尝试探索。从这些国家的应对举措中，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借鉴或启发？

段成荣：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转变之后长期低生育率条件下的必然结果。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先后进入人口负增长。各国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类：一类为缓解甚至制止人口负增长，包括鼓励生育、鼓励移民等；另一类为适应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后果，包括养老政策改革和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等，以保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这些举措对我国有几点启示。首先，建立有效缓解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的长效机制，充分释放育龄妇女的生育潜能，并完善家庭支持政策。

其次，将老龄化视为一个终身的过程来应对。加强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完善医疗保险制度，逐步构建老年友好的宜居环境，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

第三，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并充分激发质量红利。创造有利于妇女、老年人经济参与的社会环境。改善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延迟退休与社会保障制度协同发展，使老年人发挥余热。倒逼经济增长方式，开发人口素质红利。

主持人：中国有句老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对人口负增长问题也是如此。虽然当前我国依然存在人口红利，但对人口负增长挑战，我们还要早做准备、积极应对。在这一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农村地区,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农村人口变化的历史现实因素，另一方面要统筹考量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及时调整并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彩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