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0日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刘铮系列学术讲座暨严肃的人口学八卦青年沙龙成功举办。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谢宇教授，以“不平等对中国社会和人口结果的影响”为主题，在腾讯会议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线上学术讲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主持了本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及其他国内外院校相关专业的一千多位师生聆听了报告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

首先，谢宇教授介绍了中国不平等状况的变化过程。中国收入不平等呈上升趋势，80年代中期开始显著增长，直至2010年左右才稳定。我国财富不平等水平与美国接近，最富有的1%人群约占社会总财富的三分之一。同时，民众对不平等的担忧较为明显。

对于中国的不平等解释，谢宇教授有三个“观点”：首先，中国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集体机制的影响，例如区域和单位；其次，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业绩被认为能够促进民众的集体福利；最后，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基于这三个观点，谢宇教授认为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不至于造成社会不稳定，民众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较高。

随后，谢宇教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主题：高度不平等对人口结果（代际流动、婚姻、生育、健康与死亡率）的影响。

对于代际流动，社会不平等的增加会导致代际之间收入相关性上升、社会流动减弱、社会固化。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在学区房、择校和校外培训等方面对子女投入更多，可能导致社会流动减弱。

就婚姻来看，中国的婚姻状况经历了从普遍婚姻到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婚姻的转变，许多社会底层男性大龄未婚或可能终身不婚。一方面，房价与结婚年龄呈正相关；另一方面，女性对向上婚的渴望依然存在。婚姻和社会经济地位挂钩，造成教育同质婚匹配趋势上升，使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增加，而这点很难用公共政策解决。

生育方面，中国的低生育欲望与宏观环境因素有关。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生育水平越低。不平等程度较高，教育压力较大，居民平均的理想家庭规模降低，低生育率的概率更大。

就健康与死亡率而言，由于收入对健康的边际效应递减，不平等的加剧减少了预期寿命的增加幅度。反事实估计结果表明，社会不平等的增加使我国2011年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幅度减少了0.5岁左右。

讲座最后，与会师生踊跃提问，和谢宇教授就库兹涅兹曲线、论文数据、生育意愿和生育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双减政策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