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以来，为响应国家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决定，各地纷纷探索可行的鼓励生育措施，四川省攀枝花市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为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在购房方面提供4万元的政府补助；北京市朝阳区对区内多孩家庭优先配租公租房。
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普遍不高。第一个将育儿补贴扩展到教育和购房范畴的临泽县，在2021年6月发布相关问卷，学龄前及上学期间孩子无人带领、经济压力大、生育成本高、教育投入大、购房压力大、就业压力大被作为不愿生育三孩的主要选项。
针对调研反馈的难点，临泽县于9月15日给出解法：宣布除育儿补贴金外，将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对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张掖市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仍是政策运行的初期阶段，具体成效还有待观察。
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已和本市五家房地产企业达成合作，该市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将有购房优惠。此外，拟建30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分三期建设，总投资约8.1亿元。
现有的育儿补贴政策，均从育龄人群的“痛点”切入，直接提供资金支持，在住房、教育两大领域给予帮助。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了上述地方政策的牵头单位，试图探究政策制定背后的原因和实施情况。
作为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的城市，攀枝花市6月12日出台相关政策。在该市多部门的书面回复中，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育儿补贴背后，是一座城市对于扩大人口规模的渴求。
位于四川西南的攀枝花，在开发之初便是一个以矿产品开发利用为主的城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该市人社局指出，作为资源型城市，2010年以来，攀枝花人口增长缓慢，从业人员和高层次人才流失、新生儿出生率偏低和老龄化严重等问题矛盾日益凸显，人口规模不足问题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风险和严重制约。
育儿补贴，实是该市促进人力资源聚集十六条政策措施中的一部分，诞生于大量调研与座谈工作之后，用该市卫健委工作人员的话来说，目的是起到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的正面激励、导向作用。根据该市人社局数据，截至2021年10月31日，有5347人落户攀枝花，392个家庭申报育儿补贴金，攀枝花人口自然增长率达2.62%。
推行育儿补贴政策是优化生育政策的一次尝试，受到各界的关注。其背后的生育焦虑和压力能否解决？近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翟振武。近十几年来，翟振武曾多次受国家相关部门委托对中国生育政策和人口发展进行调研。
在他看来，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是中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转折，“三孩”和未来更多政策都是“收尾”工作，生育友好的配套政策对生育有更大的影响。
“我觉得实行鼓励政策是一个大方向，每个地区应根据当地的情况而制定具体方法，方法是多样的。”翟振武说，“应该继续鼓励各地采取这种政策。不管长期还是短期，只要鼓励总是有利于生育。”
1.生育行为变化比较剧烈
南方周末：人们的生育意愿实际情况如何？
翟振武：根据过去六七年的调查，人们的生育意愿略有下降，全国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从1.8左右降至1.7左右，变化不是很大，群众的生育行为变化比较剧烈。在调查的时候，有人说想生一个或两个孩子，甚至有人说想生三个孩子，但是等她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导致她改变主意，不想生第二个孩子了。我们2020年统计的生育率大概在1.2左右了，当然2020年有特殊的原因，2021年可能也会有特殊的原因，但生育意愿和实际的生育行为是有差距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南方周末：生育意愿低变成一种普遍现象的话，是否没有明显的群体特征了？
翟振武：在内部仍有结构性差别，在农村、在西部地区的生育意愿还是很高的。西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南部，还有大凉山彝族地区。我们刚才说的1.7到1.8左右的理想子女数，是全国的平均数，在农村能达到1.92左右，所以城乡之间仍有较大差异。
南方周末：少数民族反而生育意愿会高一些是吗？
翟振武：不一定。少数民族情况也不一样，这跟各个地区的文化有关系。
2.鼓励措施因地制宜
南方周末：如果生育情况存在地域性差异的话，是否应该因地制宜制定应对措施？
翟振武：我觉得实行鼓励政策是一个大方向，每个地区应根据当地的情况而制定具体方法，方法是多样的。因地制宜指的是结果，并不是说南方应该怎么补贴，北方应该怎么补贴，在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根据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结果。比如，在北京可以优先“多孩”配选公租房，但在西部的农村实施这一措施没有意义，农村的房子都很大，也没有建设公租房。
南方周末：发放育儿补贴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翟振武：我相信，在短期内现金补贴肯定会有效果，也是个很好的方法，应该继续鼓励各地采取这种政策。不管长期还是短期，只要鼓励总是有利于生育。但推广这些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可能还需要仔细考虑各地的财政情况和财政支持的能力。
南方周末：攀枝花和临泽补贴力度这么大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够“留住人”，或者吸引更多的人落户到当地，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翟振武：吸引人才，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发展和就业方面要有很好的机会。人的流动和迁移有很多原因，但是现在更主要的原因是商业打工、劳动，这种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产生的流动是主要的。就业机会不好，工作收入还很低，因为生孩子发了3000块钱，他过了几天还会走，所以你真正要留住人才，我觉得还是在经济上要有很好的发展。就像为什么原来大批的农民工都流到广东打工，因为在广东，农民工打工的收入比他在农村的收入要高，所以广东聚集了好几千万农民工。而且广东实行这个政策，整体上来说，广东的生育意愿相对全国还是比较高的。
3.主因不是没钱
南方周末：什么措施才能真正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
翟振武：从目前的调查研究的过程来说，很多妇女不愿意生育或者不愿意多生育孩子的重要原因是，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冲突。有的人说是经济收入。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时间来带孩子。很多妇女不是没钱，是中等收入。但是现在都是朝九晚五、加班加点地上班，她没有时间来陪伴和教育孩子。
第二，妇女生完孩子以后可能要经常请假，也不能出差，加班也很困难，所以在方方面面对她个人的职业发展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对于母亲来说是额外的成本付出，她们可能要牺牲职场发展的机会来养育孩子。这是对生育妇女的不公平的待遇和性别歧视。所以我觉得，国家正在大力推进0到3岁托育体系的建设，是有针对性地在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妇女上班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她才可能愿意生孩子。
南方周末：我们了解到，很多年轻人的生育焦虑来自教育资源的紧张。尤其是在城市里，孩子从进幼儿园开始，就要去摇号、抢学位，那么推广托育服务是否会加剧生育焦虑？
翟振武：首先，现在没有托儿所的情况下，年轻人生了孩子以后，要么是女方离职当全职太太，要么是由双方父母帮忙带孩子。父母的居住、行程以及劳动，也需要很大的支出，这些劳动和时间都算作成本。其次，我们要建立普惠制的托儿所，跟现在的幼儿园一样，这个成本是大家能承担的。现在幼儿园的入学率很高，大家都在承担着这样的成本，只是现在针对0到3周岁儿童的托儿所很少，所以迫切地需要建立起来。那么之后，托儿所的数量和收费能达到幼儿园的水平的话，大家就愿意把孩子送去托儿所了。
教育焦虑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先不说买房子，现在养育孩子的竞争很激烈，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妇女都望而生畏。但是现在对应的措施已经有了。前段时间，中央文件《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里，专门提到要在教育方面“减负”，要降低教育成本。全国推行“双减”，禁止办补习班，还有很多小学取消考试，取消排名等等。它的本意是讲教育公平，但是在这个方面是有利于提高大家的生育积极性，降低养育的难度。
4.推进性别平等比物质鼓励更有效
南方周末：如果生孩子要考虑这么多因素的话，靠政策鼓励生育难度是否会很大？
翟振武：这些政策可以执行，但对于政策提高生育的效果，还需要冷静地分析。第一，在国际上，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有很多这类政策，但是生育率仍然是在下降，他们的鼓励生育政策基本没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效果很微小。第二，在中国，我们正在进行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建设。按照人类发展的规律，越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地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的生育率就越低。
随着城市化水平和人们收入的提高，孩子的养育成本提高了，成本收益却下降了，当然人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少生孩子了。以前生孩子很主要的原因是要养儿防老，现在多数的情况下，大家都有了退休金，有了养老保障。社会保障越发达，对孩子的收益依赖下降，就没必要多生孩子养老了。全世界都是这样。
南方周末：既然如此，我们还需要过于担忧当下的低生育水平吗？
翟振武：我们的生育率下降得比较快，中国经济社会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希望能提高到适度的生育水平。这跟老龄化现象相似。各种政策恐怕是改变不了老龄化趋势的，只能采取各种措施，使得老龄化趋势的发展程度变得缓慢。生育率也是一样，生育率下降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我们只能出台各种政策，来应对这种低生育率的挑战。
中国最近这两年生育率比较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有婚姻推迟的原因，有育龄妇女减少的原因，这一两年有疫情的原因，整体上来说，中国生育大概在1.3到1.4左右的一个水平上，我们希望这个水平还能够提高一点，所以政策要优化，同时还要有各种各样的生育政策配套措施。
南方周末：还可以推进哪些配套措施？
翟振武：很多研究发现，男女共同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女性生孩子的意愿会提高。这是北欧能维持较高的生育率很重要的经验。在北欧，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男性做家务和抱孩子，但在中国，基本上还是女性在街上抱孩子，以及女性承担了养育孩子主要的责任。根据欧洲经验，物质鼓励并没有多大的效果，而养育责任分担和性别平等政策的推进反而提高了妇女的生育意愿。至少在北欧能看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