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和社区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水平一般，且各维度的融入状况差别较大：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凸显融入的差异性；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不如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表现出融入的分层性；良好的社区服务与接纳环境可有效推进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社区依赖性；流入地和流出地以及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连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互动性。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视、排斥的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

　　关键词：社会融合 经济整合 社会适应 文化习得 心理认同

　　作者简介：杨菊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系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69亿人，超过总人口的17%；同年，城镇人口数量升至总人口的53.7%。中国用了大约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城镇化深入发展阶段。①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作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进一步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目标，强调构建“以工促农，以城代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不过，《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明确指出，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由于尚未消弭的城乡区隔，面临难以融入城市的问题。

　　为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及其附着制度的改革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一些省份(如黑龙江、河南)或地区已经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的区别，普遍实行居住证制度，这种破冰之举为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导向和舆论导向上的支持以及更为公平的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流动人口的境遇。不过，从制度的建立到真正的落实之间还有一定的时滞期，目前一些结构性障碍仍然是影响流动人口融入的巨大羁绊。因此，在学理上系统、全面地把握流动人口当下的融入状况，对于加快推进人的城镇化、有效提高城镇化质量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尝试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描画。利用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多地调查数据，从单个维度和综合指数系统两个方面描述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现状和特点，厘清融入的基本情况；通过模型分析，辨识融入的影响要素，总结融入的规律与模式，从而为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具体关注以下问题：

　　其一，现有研究一致认为，户籍是阻碍融入的关键要素，但很少有研究直接检验该命题。户籍制度中城与乡、内与外的“双二元性”将流动人口区分为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那么，乡—城流动人口的双重弱势是否延宕了其融入进程？

　　其二，社区是流动人口生活的落脚点，也是服务他们的切入点和开展工作的突破口，对流动人口实现融入至关重要。在倡导“农民工融入企业、家庭融入社区”②的宏观情境下，社区环境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否显著相关？

　　其三，人口流动必然带来家庭结构和居住安排的变化，而流动决策受制于既有政策规制下的家庭综合决策，并由此产生流入地家庭和流出地家庭之间的联系。那么，两地的家庭特点是否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

　　其四，国际移民研究表明，融合既需流动者的主观意愿和努力，亦要本地人的尊重和认同。在倡导消除歧视、弘扬厚德载物的社会大背景中，本地市民的态度与流动人口的融入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社会融合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话题，发端于美国有关族裔移民、欧洲有关社会整合的研究。③国内许多学者借鉴欧美社会融合理论和实证测量指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田凯④的涵盖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的再社会化说；张文宏、雷开春⑤和朱力⑥的融合递进说；杨菊华⑦的经济、社会、文化、身份“融入互动”说；周皓⑧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身份五维度说。此外，马西恒、童星⑨认为，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从原来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与合作的“新二元关系”。尽管学者对融合的理解存在分歧，但大多认为，二者涵盖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经济融合是起点和基础；社会适应是融合的广度；⑩文化交融和心理认同是融合的进一步深化。

　　大量研究利用单个指标，分析了流动人口的融合状况。相关研究结论有：流动人口职业声望差，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弱，居住隔离强；理念受冲击，文化交融乏；社交网络窄，社区参与少；心理隔阂大，身份认同低。无论是年轻一代还是年长一辈，常常徘徊在城乡之间，游走于城市之中；即便在某地长期居留，亦多未能融入。研究还表明，户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土地流转等制度要素，以及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流动特征等个体要素，都可能影响融入进程。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不过，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在研究对象上，关注农民工的多，关注城—城流动人口的少(例外如郭菲、张展新；(11)谢桂华(12))；在研究视角上，关注单个指标的多，关注总体融入水平的少；在影响因素上，关注个体要素或从理论上分析制度要素的多，而从实证角度，检验制度要素(例外如张展新(13))，从地区、社区、家庭、个体等多层面同时考察融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少；即便是个体因素，关注客观要素的多，关注主观因素的少。以上状况导致所谓流动人口的融入，多是指某个地区农民工在某个(些)指标上的融入；所谓户籍的影响，多是理论思辨和推演，故不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户籍是否还起作用。凡此种种，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三、研究思路与理论假设

　　国内流动人口的融入与国际移民的融合既有共性，也因户籍制度的存在而具有自己的特点。本文在现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考察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交融和心理认同。

　　首先，经济整合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全面融入流入地的最基础保障；若流动人口不能实现在流入地的生存立足，则会极大地制约其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其次，流动人口需适应流入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模式。(14)社会适应指在一个变化的环境中，移民对流入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适应过程或对自身行为的一种调整。(15)流动人口的生活环境、角色身份都发生了相应改变，迫使其进行多方面的调适。再次，文化交融作为社会融合的高级阶段，是移民融合研究中最关键的一环；然而，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国家，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市民之间的文化差别不大，故文化融入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交汇碰撞中，农民与市民、不同地区市民之间在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可能依旧有别，且受到流入地社会环境和潜在文化特质的影响，在变化的过程中流动人口难免面临矛盾和困惑。通过流入地文化的冲击和洗礼，流动人群的价值观逐渐发生改变。反过来，流动人口也潜移默化地丰富了流入地文化的多样性：语言曾是流动人口在珠三角工作居住必须克服的重要障碍，(16)而曾经随处可见的粤语培训班如今已经不再存在，其中无疑有流动人口的作用。在现阶段，流动人口依旧处于弱势地位，需要适应流入地的文化，故本文用“文化习得”替换“文化交融”。此外，心理认同指基于城乡分类之上的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即身份意识)、进而对这一身份的情感归属，(17)与文化交融一样，它也是社会融入的高级阶段，即只有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是真正实现了社会融入。城乡和地域分割使得流动人口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18)多数农民工定位自己为农民(“回归型”)或复杂的边缘人(“摇摆型”)，而明确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滞留型”)的比例很低。(19)

融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突出制度、社区、家庭、个体要素的作用，这些要素都与户籍制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第一，在宏观层面，关注融入的制度性障碍。在中国，因户籍制度造成的分层具有政策意义。尽管现存研究都突出了户籍制度对融入的障碍，但只注意到户籍类型的二元分割方面。对流动人口而言，制度具有“双二元性”结构，即因户籍地点形成的“内外之分”和因户籍类型带来的“城乡之别”。一方面，户籍地点将流入地常住人口划分为本地人和外来人，产生“二等公民”与“一等公民”的区分，流动人口难以平等享受本地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成为都市中的边缘人、城墙内的城外人，构成融入的最大制度障碍。同时，户籍制度还是一系列排斥制度和政策的根源，并通过附着制度间接制约社会融入。尽管市场化进程大大减弱了就业排斥，但流动人口的就业岗位依旧受限，多半只能在体制外就业，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20)进而被排斥在一般社会保障(21)和住房保障制度(22)之外。另一方面，户籍类型将流动人口分割为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产生了“城乡差分”，引发了流动人口内部的分层，使得同样是外来人口，却有着不同的融入结果。乡—城流动人口虽是流动人口的主力，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城流动人口在流动人口中的占比超过20%。前者缺乏依附在城镇户籍上的权利和福利，面临更多的弱势；后者则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为此，尽管二者同属外来人口，但却来自不同阶层，故融入水平亦可能有别，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而现有的研究对象多是农民工，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情况。若后者仅因户籍地点而受到结构性因素制约，前者则面临“内外之别”和“城乡之分”的双重困境，这是户籍制度对乡—城流动人口带来的“双二元性”制约。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1：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超过乡—城流动人口。

　　第二，在社区层面，突出社区环境对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流入地的制度排斥造成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双重“二元社区”，即空间的居住隔离和心理的认同割裂。本文所指的社区是实体社区，它是流动人口生活的起点和落脚点，也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基础平台。一个社区若能充分发挥其连接和桥梁作用，努力营造共居一地、共生共荣的客观环境，无疑会提升融入水平。为此，我们提出：

　　假设2：良好的社区环境推升社会融入。

　　融入的四个维度既有共享的影响要素，也各有特点和不同的融入机制。同理，社区环境牵及经济、公共服务、组织和参与环境等，而不同领域对不同融入维度可能产生有差异的作用。比如，社区的经济环境可能增进流动人口的经济整合；便民性质的公共服务可能让流动人口感到温馨和贴心，从而加快融入速度；降低社区参与的准入门槛有利于流动人口进入社区生活，推动本地市民与流动人口的交流沟通，拉近彼此的距离。故此，我们进一步提出：

　　假设2a：良好的社区经济环境，更便于经济整合；

　　假设2b：便民服务促进社会适应；

　　假设2c：较低的社区参与准入门槛有利于推进各层面的融入。

　　第三，在家庭层面，强调两地家庭特征对融入的共同作用。假设3：老家的土地和困难会影响融入程度。融入同时受制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家庭特征。首先是土地制度：由于土地的承包期限较长，其流动性和经营权转让市场尚不成熟，从而使得流动人口心有羁绊或留有退路，进而影响他们的市民化进程。(23)其次是老家困难变量：若在外打工期间老家遭遇困难，流动人口可能难以安心工作，无心参与社区活动，进而降低居留意愿。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a：老家的土地越多，融入程度越低；

　　假设3b：老家的困难越多，越难实现融入。

　　在家庭因素中，从理论上看，家庭成员的流动模式与社会融入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较好地适应了流入地生活的人更可能带来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实现家庭团聚；而适应较差的人则家庭团聚的可能性较小。(24)另一方面，实现了家庭团聚的流动者可能减弱了与老家的联系，更倾向于在流入地长期定居，认同感较强；同时，家庭成员的互动有助于流动人口的求职、生存和发展，进而更好地了解和适应流入地。可见，流动模式与社会融入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由于数据中难以找到一个可有效应对内生性问题的工具变量，故本文不对它提出假设。

　　第四，在个体层面，突出本地市民的态度对融入的影响。如前所述，融入是一个多向互动的过程和多个利益主体互动博弈的结果，虽然主体是流动人口，但不能仅就流动人口而谈流动人口。融入的实现既要流动人口自身的努力，也需本地市民的接纳和包容。融入意愿强的流动人口会积极寻找工作，努力与本地市民交往、参与社会和社区活动，主动了解流入地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有着更强烈的长期居留意愿。同样，本地市民若能平等对待流动人口，则会增强后者的融入意愿，淡化他们的过客心态；反之，偏见、歧视、排斥态度和行为可构成融入障碍。基于此，我们提出：

　　假设4：本地市民的包容接纳态度推进融入进程，对文化习得、心理认同影响更大。

四、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生委流管司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以下简称“融合调查”)，以及“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区调查”(以下简称“社区调查”)。我们利用它们来检验研究假设，回答前述的研究问题。调查兼顾东、中和西部地区，覆盖上海市松江区、苏州市、无锡市、泉州市、武汉市、长沙市、西安市、咸阳市。虽然这八个城市(城区)不是随机抽取的，但市内样本均采用PPS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5)

　　“社区调查”由两位居委会或村委会中掌握人口计生或公安户籍数据的负责人填写，调查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在个体层面，咸阳市抽取1000名，其余七市/区各抽取2000名流动人口，调查样本总计为15000人。由于融入综合指数牵涉职业和工资收入，而只有在业人口才有有效数据，故分析对象为在业流动人口。将个体数据和社区数据合并后，新的数据集既包括个体信息，也涵盖社区资料。剔除缺失数据后，剩余12939个有效样本；88.3%来自农村(N=11427)，11.7%来自城镇(N=1512)。(26)

　　(一)因变量

　　对于社会融入这样一个宽泛且抽象的理论概念，在研究中须将其转化为可测量和操作的具体变量。我们既可利用单个指标，对融入的各方面进行具体且详细的分析，也可借用具有高效性、整体性、全面性、简明性(27)的综合指数，了解流动人口的总体融入水平。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通过对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四个维度的分指数以及基于这四者形成的融入综合指数，详细了解这四个方面的融入进程和总体融入水平。五个因变量均为通过因子分析生成的综合性指数，取值介于[0，100]之间，得分越高，表明融入程度越高。

　　四个维度分别覆盖众多指标。(28)对于任何一个指标体系，如何确定维度、选择测评变量见仁见智，而不同的指标和研究方法无疑会对分析结果带来不同的影响。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中国的客观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作为选择指标的依据。经济整合包括职业、收入和社会保险；社会适应涵盖主要交往对象、困难求助对象、社区活动参与和组织参与；文化习得涉及对本地语言的掌握程度，与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情况，与本地市民在饮食习惯、服饰、卫生习惯、节庆习俗、人情交往等方面的差别；心理认同包括长期居留打算、家庭团聚意愿以及是否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等。

　　相比于以往研究，尤其是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课题组”的路径不同，(29)(1)本文使用社会保障替代工作稳定性。(2)上述课题组考虑到在业流动人口有工作，且在流入地的平均居留时间超过4年，已初步实现立足，得到本地市民的接纳，故在原始得分基础上对经济整合、社会适应两个分指数的得分进行了调整；而本文为反映数据原貌未作调整，故融入综合指数、经济整合和社会适应分指数的得分偏低。

　　(二)主要自变量

　　主要自变量的选择既是方法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所选变量须能有效回答研究问题、检验理论假设。本文选择以下变量：

　　第一，户籍类型，以考察户籍制度的影响，检验假设1。社会融入(尤其是经济整合)是一个相对概念，即应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进行比较，但数据的局限使得这种比较难以实现。不过，数据既有乡—城流动人口，亦有城—城流动人口，可以对二者进行比较。

　　第二，社区因素，以考察社区环境的影响，检验假设2。社区环境包括经济、服务、组织或政治环境等，使用四个变量予以测评。(1)政府是否为流动人口提供培训：数据中49.8%的社区为流动人口提供过培训；(2)劳动力市场，由社区是否有工业园区、新建开发区、有较大企业或工厂三个因素通过因子分析进行集合，(30)形成“市场环境”因子；(3)便民服务，由社区是否为流动人口提供生活帮扶、就业援助、子女就学帮助三个要素，借助因子分析综合生成“便民服务”因子；(31)(4)行政性社区接纳，即整合流动人口可否参加业主委员会活动、选举评优活动、村/居委会管理和服务三者得到“社区准入”因子。(32)

　　第三，家庭特征，以考察家庭要素的影响，检验假设3。测量如下：(1)流动模式：基于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及居住地，形成一个五分类变量，即举家流动、仅子女留守、仅配偶留守、子女和配偶都留守、单人流动，占比分别为47.9%、24.4%、1.1%、6.1%和20.5%；如前所述，本文只强调其与融入的互动影响，而非因果关系。(2)老家田地，测量为连续变量，均值为4.5亩，但方差近12，分布极其偏态，故取对数纳入模型分析；城—城流动人口中只有极少数人在老家有田地，故以0值替代缺失。(3)老家困难变量，将老人赡养、子女照料及教育费用、配偶生活孤独、干活缺人手、家有病人缺钱治、其他困难进行加总，形成一个计数变量，表示遇到的困难总数，均值为1.6。

　　第四，主观感受，以测量本地市民包容接纳态度对融入的影响，检验假设4。若流动人口感受过歧视或排斥，则分别界定为1，否则为0。总样本中有20.7%的流动人口感受过本地市民的排斥，感受过歧视的比例则为21.7%。

(三)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其他可能影响融入或干扰主要自变量与融入关系的变量。受已有研究的启发，并基于数据的可及性，在个体层面，控制性别、出生队列、受教育程度、参加过政府的免费职业培训(以下称“参加过职业培训”)、与单位签订了任何形式的合同(以下称“劳动合同”)、就业行业、就业身份、每周工作时间(小时)、流动区域、流动原因(测量变量为“务工经商”，与“因其他原因流动”对照)、居留时间(测量为“月”)。在地区层面，控制流入地区，将上海市松江区、无锡、苏州、泉州合并为东部地区，将武汉和长沙合并为中部地区，将西安和咸阳合并为西部地区。此外，各融入维度间可能互为依存和作用，故在分析各分指数时，控制其他维度的影响，但这里不考察因果关系。

　　单变量分析结果表明，男性样本占56.9%，女性样本占43.1%；1980年前出生、80—90年间出生和90年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分别占47.1%、39.4%和13.5%。11.3%的流动人口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52.7%受过初中教育，25.5%受过高中教育，其余10.5%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仅有13.8%的流动人口参加过政府培训；45.6%的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某种形式的劳动合同。受访者多就业于服务性行业(49.0%)，次为制造业(37.1%)，6.3%的流动人口在建筑工地劳作，剩余7.6%的人在其他行业就职。其中，65.1%为雇员，7.3%为雇主，27.6%为自营者。在流动特征方面，96.7%的人主要为务工经商；其中，跨省、省内跨市、市内跨县流动人口分别占55.0%、35.9%、9.1%；他们在流入地平均居留约55个月；每周平均工作60个小时。约六成流动人口在东部就业。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析五个因变量，社会融入综合指数和四个维度的分指数，均为综合多个变量生成，故研究方法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指数构建，二是模型选择。指数构建采用四个步骤：标准化数据、设置权重、生成分类指数、建构综合指数。

　　五个因变量均为连续测量，故可采用OLS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数据具有多层次结构，12939个样本分别来自746个样本点，平均每个样本点有17.3个样本，最少5个、最多20个，故样本与样本点构成套嵌关系。为纠正同一样本点中样本的潜在关联而可能给分析结果带来的偏误，本文采用多层模型技术，(33)以期得到更精确的参数估计。我们将数据处理为两层：样本点为高层单位、样本为低层单位，使用三类模型。

　　一是无条件空模型，以判断是否需要采用多层模型。方程式写为：

　　其中，代表总均值或总截距，是固定参数；代表样本点层次的随机变量，是j样本点的截距到总截距的距离；是流动人口个体层次的随机变量，即分布于j样本点的样本i到该样本点截距的偏离。结果(这里没有展示)表明，无论是融入综合指数还是四个维度的分指数，融入得分在很大程度上因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而有所差别，故有必要采用多层模型技术。从样本点随机系数与个体随机参数的取值看，在各样本点中，经济整合和文化习得的差异大于心理认同和社会适应的差异。

　　二是随机截距模型，即允许每个样本点拥有自己的截距。其等式为：

　　在方程式(2)中，固定效果部分包含了个体和群体变量。代表样本点特征(如社区服务)，是其系数；代表个体和家庭特征(如户籍、老家困难等)，是其系数。该模型将因变量解释为个体和家庭特征、样本点环境特征的函数。代表未被观察到或无法观察到的样本点层次的随机变量，该变量为同一样本点内所有个体共有。

　　三是随机截距和随机斜率模型，即允许不同层次变量之间的互动：

　　该等式的新元素是，表示个体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在群体间的变异，且未能被模型中的群体特征所解释。允许哪些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因层次而异也是理论问题。初步分析结果显示，等式(2)和(3)的固定参数估计结果基本相同，而本文的重点不在于随机参数，出于简洁目的，本研究仅展示市民态度(排斥和歧视)两个变量的随机效果。

　五、制度、结构与态度约束下的社会融入状况

　　(一)现状与特征

　　如图1所示，在全部样本中，综合指数得分不足50分；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分指数的得分较高，均超过60分；经济整合和社会适应分指数的得分较低，均不足30分。这表明，在流动人口总体融入水平不高、不同领域的融入状况具有极大差异性的情形下，经济和社会维度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融入进程，并拉低总体融入水平。就户籍而言，先赋和后致要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城—城流动人口综合指数和各维度的分指数得分均高于乡—城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融入优势，且其优势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

 

图1 社会融入综合指数及各维度分指数得分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表明，除市民态度的两个测量与经济整合缺乏显著关联外，其余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都高度显著相关，尽管各变量与不同融入维度之间的关系大小有别。比如，若社区或政府没有为流动人口提供过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则其融入综合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得分都显著低于为流动人口提供过这类服务的社区，二者间社会适应方面的差距较大。因变量与主要连续自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也表明，除老家耕地面积与社会适应缺乏显著关联外，其他特征均与因变量显著相关(这里未展示结果)。

　　此外，控制变量与每个因变量的关系尽管存在差异，但大都显著相关，从而为模型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社会融入综合指数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表2呈现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综合指数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模型1只包括主要自变量，模型2引入全部控制变量，但仅允许各样本点拥有不同的截距；模型3放宽该假定，允许市民态度在不同的样本点中对融入产生不同影响。利用进行套嵌模型检验可知，三个模型的拟合结果依次改善，说明模型选择是合理的。尽管如此，群间关联度系数依旧显著，表明数据的聚类特点并未完全消失。

　　如模型1所示，多数主要自变量对融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即便模型2控制了其他因素，除便民服务和老家耕地数量外，其余主要自变量与融入综合指数的关系仍高度显著；除系数的大小略有差别外，模型3的分析结果与模型2几乎完全相同，表明即便考虑部分变量的随机斜率，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依旧十分稳健。这些结果凸显融入的分层性、社区依赖性以及不同地区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性。

　其一，流动人口内部的确出现了因户籍性质造成的社会分层：即便他们的其他条件相同，仅户籍类型不同，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也显著低于城—城流动人口。(34)

　　其二，不同的社区环境与融入的关系复杂多样，三种情况并存。(1)良好的社区环境推进融入进程：政府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较低的政治准入门槛推进融入进程。(2)便民服务推升融入水平，但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3)社区市场环境指数得分越高，融入状况越差。诸如此类与预期不符的发现都将在后文予以讨论。

　　其三，家庭团聚与总体融入水平正相关，而老家困难则阻碍融入进程。举家流动者的融入水平好于所有其他流动类型的人口；即便其他条件相同，若在流动期间，流动人口的老家遭遇困难，则会降低其融入水平，表现出融入并未独立于流出地的制约。

　　其四，本地市民的包容和接纳有助于推升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歧视及排斥态度降低融入水平，表明人群间的互动对融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大部分控制变量对融入综合指数得分也产生显著影响。比如男性、1980年前出生的流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参加过职业培训者、签订了劳动合同者、市内跨县流动者、因其他原因流动者的融入水平分别好于女性、80年后和90年后出生者、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未参加过职业培训者、未签订劳动合同者、跨省流动者、务工经商者的融入水平。不同的就业行业，融入水平亦不相同。此外，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的总体融入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低，梯次特点十分突出。

　　(三)社会融入四个维度分指数的多层模型分析

　　对四个融入维度分别进行分析发现，维度之间相互影响，且少数因素对四者的影响性质刚好相反(结果见表3)。具体而言，若其他条件相同，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整合和社会适应水平显著低于城—城流动人口，而文化习得水平显著高于后者，心理认同水平与后者无异。结合综合指数考察发现，尽管总体而言，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超过乡—城流动人口，但由于文化习得对两类人群的作用相反，故假设1并未得到完全的验证。

社区环境诸要素对四个融入维度的影响也不完全相同。与预期相符，政府培训推进经济整合和心理认同；即便是对总体融入水平没有影响的便民服务，对社会适应也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这可能因为服务本身即为流动人口营造了一个交流、分享的平台。市场环境和社区准入对融入四个维度的影响最为一致：前者对所有融入指标都起阻碍作用，尤其是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而较低的准入门槛或社区服务的提供推动融入进程。可见，将五个因变量综合考虑，假设2部分得到验证。

　　同理，假设3亦只是部分地通过检验。老家困难显著降低经济整合、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水平，且对心理认同的负面影响最大，但出乎意料的是，对社会适应水平有促进作用。如同综合指数一样，老家田地的多寡对融入的四个维度亦无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与融入的关系亦未完全符合预期。而这也再一次证明，同一因素与不同融入维度可能存在性质有别的关系，也表明对总体融入指数、不同维度分指数分别分析很有必要。此外，举家流动者的经济整合、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状况均好于其他流动模式者，其文化习得状况则显著不如仅有子女留守以及子女和配偶共同留守的流动人口；孰因孰果，则无法确定。

　　本地市民的排斥仅对文化习得产生显著的负面作用，歧视同时降低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水平。从歧视和排斥的随机系数判断，二者对经济整合的影响并不因样本点而异；但其他三个融入维度的影响在不同样本点依旧有别，这说明市民态度对流动人口的主观融入维度的影响大于对其客观维度的影响。结合综合指数考虑，理论假设4基本得到检验。

　　控制变量对四个维度的影响有同有异，且与融入综合指数的分析结果比较类似。值得指出的是，流入地区不同，四个融入维度的得分亦有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经济融合、心理认同状况更好，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适应和文化习得状况更好，说明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在不同融入维度是有差别的。另外，与80年前、80—90年间出生的人口相比，90年后出生的人口经济整合和文化习得更差，这与当下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认识相左，值得进一步探讨。

　　六、总结与讨论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动态过程和多元要素形塑的结果。本文从一个截面时点上，对其总体融入状况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四个维度的融入水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揭示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差异性、分层性、社区依赖性和互动性等特点。

　　第一，差异性表现在不同维度的融入进程并不同步。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综合指数得分不高，表明在倡导公平公正、人人平等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今天，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还不尽如人意，总体融入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制度和观念的不包容性可能依旧是阻碍融入的“坚铁”。其中，文化和心理融入水平较高，经济和社会的融入水平较低。四个维度融入进程的先后差别与国际移民的规律(即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较难，而经济整合较易)恰恰相反，但与上海市的相关研究结果比较一致。(35)尽管十里可能不同风、百里抑或不同俗，但现代社会的进步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缩短了地域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弭了许多独特的地方文化，加强了文化的同质性，发达地区更因为大量流动人口的流入而成为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点。因此，一方面，由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拥有相近甚或共同的文化体系，故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差距远不如国际移民与流入国居民间的差距大。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在日常交往中逐渐习得流入地的文化，他们进入流入地本身，或许暗示着对流入地文化的某种程度的接纳和认可。与文化和心理这类个体主观可控因素不同，经济整合和社会适应(尤其是前者)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受制于政策环境、就业市场、主观态度等。此外，乡—城流动人口在城里多从事赚钱少、缺乏保障的工作，加上部分市民心怀偏见，凡此种种，都不利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和社会适应。

　　第二，分层性表现在城—城流动人口融入水平超过乡—城流动人口。前者经济整合优势凸显，社会适应次之，心理认同再次之，文化习得的优势最小。控制其他因素后，城—城流动人口的心理认同与后者无异，而文化融入则低于后者，表明城—城流动人口体现出来的文化优势实则是其他要素的作用，而非户籍性质带来的。社会融入十分复杂，人群间各维度的融入状况有高下，分层性在不同维度具有不同特点，并无一个完全相同的规律。(36)

　　按照常理，城—城流动人口对城市文化和生活习惯更加了解，应更容易适应和接受另外的城市，但为何城—城流动人口的文化习得水平不如乡—城流动人口？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他们在语言方面没有差别；在饮食和卫生习惯上，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差别显著较小，在其他方面基本没有统计差别；在居住方面，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交融显著更好。而逐步回归则发现，一旦将受教育程度纳入模型，户籍系数的性质即发生逆转。据此推测，这可能与两类人群的预期差异有关：城—城流动人口长期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在流入地起点更高、期待也更高，如可能期望冲破小城市的束缚和樊篱，到一个相对“自由”、“公平”的大世界、凭借自身能力实现更大的梦想。(37)但是，当他们卷入到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更少的社会网络支持、更高的生活成本之中时，梦想在现实中受到打击并被异化。相反，在农村文化剧烈变迁和重构中，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先进和进步的象征；对处在“人的城市化”初级阶段的乡—城流动人口而言，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白纸”状态反而有利于其心理和文化的城市适应。

　　第三，社区依赖性表现在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社区活动和政治参与对流动人口的开放程度显著影响融入水平。这再一次证明，融入并非流动人口单方面的事情，融入的实现既需要流动人口自身不懈的努力，也需要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政府需认清流动人口的需求所在，提供有针对性的免费培训，既包括职业技能培训，也包括流入地文化习俗的培训；社区需敞开接纳的大门，鼓励他们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组织，把流动人口纳入各种选先评优活动中。政府和社区的这些措施能为流动人口营造良好的氛围，促进融入进程。

　　但是，在四个社区变量中，只有政府培训和较低的参与门槛对融入的作用与预期相符；便民服务对总体融合水平没有影响，因为它对经济整合和心理认同的作用是负向的(虽然都不显著)，而对其他两个维度的影响是正向的，正反作用发生中和。社区的市场环境对四个维度影响的大小和性质也都不相同，特别是对预期提供反证(尽管多不显著)。这既可能与该变量的构成要素有关，也表明市场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拥有工业园区、新建开发区、有较大企业或工厂不一定意味着良好的环境，而只能反映就业的便利性。相反，在这样的社区中，流动人口往往集中居住，容易与当地社会割裂开，形成空间上的“二元”格局，造成心理上的“二元”区隔。而且，若厂区多为中小企业，则产业可能多为劳动密集型，就业质量较差、职业层次偏低、缺乏社会保障。该结果也表明，未来研究需要细化、完善测量指标，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深入反思就业市场环境与融入间的理论关系。

　　第四，互动性既可推动也可阻碍融入进程。互动表现在多方面：如流入地与流出地的连接、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连接。老家困难变量制约总体融入水平，也显著降低经济整合、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水平，且对心理认同的负面作用最大，从而影响总体融入状况。出乎意料且令人费解的是，它对社会适应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

　　本地市民包容和接纳而非排斥和歧视的态度显著提升融入水平。市民的歧视、排斥态度对流动人口文化和心理两个主观维度的影响更深，且市民态度主要借此作用于融入综合指数得分。

　　上述模型发现一些与理论假设和大众认识相左的情况，需要更多研究予以证实，并辅以定性访谈资料，解读其背后的机制，也需要对我们的理论思考进行反思。这些不一致的发现，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融入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我们对融入的特点、特别是融入过程中各因素交互影响机制的认识有所不足。本文只是一个尝试性的研究，理论界定和方法选择均有待完善。这些看似不同寻常的发现可能蕴藏着理论拓展空间，而这也正是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的意义所在。

　　总之，当下各类技术、资本、文化与劳动力在地区间涌流，并向城市和东部积聚，隐含着巨大的创造力，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这一背景下，社群间不以“内外”和“城乡”之分的融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向和愿景所在。因此只有倡导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体制和理念，消除隔离人口流动以及社群融合的制度，才能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形塑“共有、共建、共治、共享”的融合型社会。

　　国家卫生和计生委流管司提供数据支持，王谦、贺丹等参与对融入指标体系的反复磋商，张钊及外审专家对原稿提出修改建议，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①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4年3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16/c_119791251_2.htm，2014年11月16日。

　　③目前美国学派强调不同族群在各个社会层面的界限的跨越、模糊与重构，以形成共同的文化生活；欧洲流派侧重于文化多元的移民整合政策，以确保受排斥的群体可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尽管如此，欧美两大流派在概念操作化方法的选择上却十分相似，大都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居民态度等维度入手选取测量指标。(参见C.Hirschman,“America's Melting Pot Reconsidere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9,no.3,1983,pp.397-423; R.Alba and V.Nee,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1,59-60)

　　④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期。

　　⑤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⑥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⑦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⑧周皓：《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12年第3期。

　　⑨马西恒、童星：《敦睦他者：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之路——对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考察》，《学海》2008年第2期。

　　⑩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11)郭菲、张展新：《农民工新政下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险：来自中国四大城市的证据》，《人口研究》2013年第3期。

　　(12)谢桂华：《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13)张展新：《从城乡分割到区域分割：城市外来人口研究新视角》，《人口研究》2007年第6期。

　　(14)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15)C.Goldscheider,ed.,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Nations:Patterns and Problems of Adjustment,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83,pp.21-25,248-250.

　　(16)参见柯兰君、李汉林：《都市里的村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17)王毅杰、王刘飞：《从身份认同看农民工社会融入》，《人口与发展》2014年第3期。

　　(18)参见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孙立平：《农民工从何而来》，《农家之友》2003年第20期。

　　(19)朱力：《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0)李春玲：《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刘传江：《资本缺失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人口与发展》2014年第3期。

　　(21)郑功成：《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理论视野》2007年第6期；郑秉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与挑战》，《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5期。

　　(22)参见何炤华、杨菊华：《安居还是寄居？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013年第6期；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经济融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3)参见刘传江、徐建玲等：《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4)杨菊华、陈传波：《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人口学刊》2013年第5期；杨菊华、陈传波：《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流动过程特征分析》，《人口与发展》2013年第3期。

　　(25)“融合调查”数据也有局限，如样本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权数的设定等。故此，对本文的分析结论需持慎重态度。不过，数据样本量大、覆盖面广，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不足。

　　(26)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本调查的城—城流动人口比例偏低，因此可能低估融合状况。

　　(27)美国政治学家维格多认为，综合指数具有简明性和系统性，可有效比较不同族群、不同时点移民的融合状况。为此，他将在美国移民的社会融合区分为经济、文化、公民化三个维度，构建综合指数：经济融合包含教育、就业、失业、收入、职业、住房六个指标；族群通婚、英语能力、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用于测量文化融合；公民化或身份融合测量指标为入籍和服军役。(参见J.L.Vigdor,“Measuring Immigrant Assimi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2008年5月，http://www.manhattan-institute.org/html/cr53.htm,2010年11月5日)

　　(28)王谦：《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标研究的几点思考》，《人口与发展》2014年第3期。

　　(29)参见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课题组：《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最新状况与特点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4年，第3—33页。

　　(30)因子负载分别为0.7766、0.5631和0.7589；潜变量约解释这三个成分总变异的50%，特征根为1.49。因子得分为21.66分，表明社区拥有这些经济体的比例不高。

　　(31)因子负载分别为0.7912、0.7766和0.5775；潜变量约解释这三个成分总变异的53%，特征根为1.58。因子得分为68.22分，表明较多社区为流动人口提供过这些服务。

　　(32)因子负载分别为0.8125、0.8384和0.7369；潜变量约解释这三个成分总变异的64%，特征根为1.91。因子得分为48.21分，表明部分社区为流动人口提供过这些服务。

　　(33)参见杨菊华：《数据管理与模型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2—372页。

　　(34)鉴于不同户籍流动人口的特征差异，我们对城—城和乡—城流动人口分别进行模型分析，考察自变量对二者影响的差异，结果(这里没有展示)表明，自变量对两类人群融入的影响同远大于异，虽然程度有别。

　　(35)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期；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36)在分析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时，必须考虑这种差异性，仅以农民工的特点代表流动人口的特点难免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

　　(37)参见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