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隔代抚养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当下个体生育意愿、家庭生育决策乃至中国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然而和这种重要性极不相称的是，隔代抚养从概念到测量都鲜有讨论，集中表现为各个调查中有关“隔代抚养”的数据差异悬殊。基础性工作的缺失将严重阻碍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本文将从有关隔代抚养数出多门、差异悬殊的现状入手，分析各种测量的异同，从思辨和案例的剖析中来解释隔代抚养的内涵以及现存测量遭遇的难题和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

二、准确测量隔代抚养的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隔代抚养的研究不胜枚举,多是从家庭关系/代际交换，影响隔代抚养的因素，隔代抚养对孩子的影响、对老年人自己的影响以及对（育龄）妇女就业、抚幼参与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目前，尚无有关隔代抚养对人口要素，尤其是对生育变动的影响的研究。本文主要基于生育（率）研究的视角，着重从生育相关研究的角度论述准确测量隔代抚养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把握隔代抚养现象到底有多普遍

现有研究中关于隔代抚养的测量结果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隔代抚养的比例从24.1%到88.9%不等。甚至部分研究即使基于相同的调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所得的测量结果也不一致。而最让人诧异的则是，在将隔代抚养看作影响生育（率）的核心自变量的文献中，竟然都不涉及隔代抚养的测量结果。

2、有利于更准确估计隔代抚养对生育（率）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的调查和研究都表明隔代抚养是影响妇女生育尤其是再生育一个孩子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依据现有定义而测量出的有关隔代抚养，无疑是相对粗糙的，需要向精细化迈进，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隔代抚养都在生育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隔代抚养测量现状评述

1、隔代抚养测量的现状

（1）替代测量与直接测量

隔代抚养存在替代测量和直接测量的差别。Chen等人（2000）探讨了祖父母的地理/居住距离对育儿母亲抚幼参与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该文所使用的数据并没有直接的隔代抚养的测量，而是从居住距离和是否影响到育儿母亲的抚幼参与来判断隔代抚养的存在与否。与之相似的测量方式还包括Burnette等人（2013）的研究。Ko和Hank（2014）的研究则采取了直接测量方法，他们发现虽然中韩两国都有着儒家文化传统，但隔代抚养的参与情况却相去甚远，中国高达58%，而韩国仅为6%。

（2）支持者角度的测量与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

隔代抚养的测量中存在支持者角度的测量和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的分野。何圆、王伊攀（2015）通过对“退休时六岁以下的（外）孙子女数量”和“提供照料时间””的测量来识别主体的隔代抚养参与情况。这里的主体指的是（外）祖父母，因此这种测量是支持者角度的测量。而靳永爱等（2016）的文献，则是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即“没有父母或公婆帮忙照料孩子，女性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小”，且照料的可获得性是引起生育计划与偏好相偏离的重要因素。

（3）主观测量与客观测量

现存测量中存在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两种不同的倾向。宋健、周宇香（2015）通过“最后1个/现在这个孩子3岁以前白天主要由谁照料”来识别“隔代抚养”。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对应的测量问题为“孩子父母最近非假期的1个月，晚上/白天，孩子最主要由谁照管”，并提醒访员注意“选择一位最主要的照管人”。茅倬彦、罗昊（2013）的识别策略则为“您的父母或公婆是否帮助您照料子女”和“过去一年里他们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照料孩子（小时）”。显然，前二者强调对“（最）主要由谁照顾”的理解和回答，后者则是对“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的回忆与估计。因此，本文将之分别归属于隔代抚养的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

（4）孙辈年龄限制与不限制的测量

隔代抚养测量中存在对孙辈年龄限制与不限制两种测量方式。2012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将孙子女的年龄设定为16岁以下，而王晶、杨小科（2017）和张银峰（2017）则将孙辈的年龄分别设定为7岁之前和未满3岁之前。显然这样的差别也是造成隔代抚养测量差异悬殊的原因之一。当然，孙辈的年龄还有阶段上的划分，如上幼儿园之前，上小学之前等。不仅如此，从祖辈角度的测量也涉及到年龄设定不一致的问题。这些设定的不同，都会导致测量结果的不一致。

（5）截面测量与队列测量

隔代抚养中还存在截面测量与队列测量的不同。李芬、风笑天（2016）考察了祖辈照料第二个孙子女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发现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祖辈照顾参与度也随之下降。这种截面调查不能回答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祖辈照顾参与度的真实变动情况。而真正的队列考察方式，必须追踪一批孩子，观测其成长过程中祖辈的照顾参与情况。不过，尽本文所知，尚无有关隔代抚养的队列测量方式的调查。

2、隔代抚养各测量的优势、局限

替代测量和直接测量的局限与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直接测量更能准确反映代际支持的方向，即反哺（晚辈对长辈的支持）抑或逆反哺（长辈对晚辈的支持）。

无论是支持者角度的测量还是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都是科学的，不过这两种测量方式所测得的结果可能天差地别。但在家庭生育决策的视角下，从生育主体的角度来进行测量更为合理。

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似乎都有其局限。主观测量强调对“（最）主要由谁照顾”的理解和回答，而客观测量则是对“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的回忆与估计。

对孙辈的年龄（或某阶段）进行限制的测量主要存在于生育的相关研究中，而不进行限制的测量主要集中于老年角度的测量。这似乎表明对孙辈幼年阶段的照料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不过，限定的标准如何，是限制在3岁、6岁或者上幼儿园、上小学之前，还需更为细致的考虑。

队列测量只在考察“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祖辈照顾参与度的变动”时才出现。换言之，仅考察隔代抚养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时不存在截面测量和队列测量的分野。

四、改进测量的主张

在分析了现存隔代抚养相关测量的优势和局限后，本文提出如下改进策略：

第一，替代测量是数据受限的无奈之举，转向直接测量是大势所趋。

第二，支持者和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都很科学，但在家庭生育决策视角下，应向被支持者（妇女/夫妇）角度的测量进行转变。

第三，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在不同的情形下各自发挥作用，可以探索将主观和客观同时放进测量之中。

第四，对孙辈的年龄进行限制十分必要，因为很难想象生育主体会由于自己的孩子上初中时没有隔代照料而放弃生育。

五、结论与讨论

在低生育率时代，隔代抚养成为影响生育主体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某些家庭进行生育的基础的和必要条件，然而鲜有对隔代抚养的概念和测量进行讨论的文献。本文搜集了各调查中对隔代抚养的各种测量，归纳了主要的测量方式。在此基础上，从家庭生育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各测量的优势和局限，并提出本文对隔代抚养测量的改进主张。

何谓科学的测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何谓隔代抚养”才是更深层次的症结所在。首先是对“隔代”的理解，从孩子的角度来说，隔代必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外）祖父母，甚至（外）曾祖父母。其次是对“抚养”的认识，与其类似的词汇很多，如养育、抚育、照顾、照管、照料等，或许对抚养的内容进行限定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

文章来源：周鹏.隔代抚养的测量:现状、困境与改进——基于中国生育(率)研究的视角[J].南方人口,2019,34(01):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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