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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与工作-家庭平衡论坛”在京举办，来自数十家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托幼理念/政策与性别动态、托育现状及需求与供给预测、育儿焦虑与工作-家庭平衡、育儿支持与国际托育经验、托育服务的体系建构五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为缓解新时代因社会托育服务不足给家庭、尤其是女性带来的这一主要社会矛盾，推动“幼有所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启发。

■ 张欢欢 王苏苏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转型与法治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人口学会人口与社会性别专业委员会承办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与工作-家庭平衡论坛”在京举办。来自数十家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托幼理念/政策与性别动态、托育现状及需求与供给预测、育儿焦虑与工作-家庭平衡、育儿支持与国际托育经验、托育服务的体系建构五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托育服务具有女性化特点，应推动男性参与

虽然近年来父亲在婴幼儿成长过程中的抚育角色日渐受到关注，鼓励父亲参与托育服务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当下我国托育服务仍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特征，对父母亲承担家庭责任和实现各自事业发展之间的困境和抉择进行讨论迫切且必要。

青岛科技大学副教授金英爱的研究发现，与家有4~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3岁婴幼儿的已婚职业女性的生活质量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显著偏低，对工作-家庭平衡及家庭政策的满意度更低。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教授张竞月认为，二孩生育焦虑在于女性要为生育行为缴纳高昂的“性别税”，如何在“生”与“升”之间寻求平衡是打算生育二孩的职业女性首要考虑的问题。河北科技大学白黎指出生育二孩会使得女性职业中断次数增加、中断时间延长，人力资本折旧加速，难以回归原有岗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郑杨指出,“好妈妈”与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以及互惠性社会政策的缺乏，导致部分女性屈从应对。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讲师杜鹃认为母职分离是历史常态，但密集母职会加剧性别内部不平等，应当使母乳喂养回归到一种赋能的、愉悦的基于女性自主选择的身体实践。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崔金海认为幼儿照料的社会化程度非常低，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照料的压力较大，国家可通过补偿或免税的方式给用人单位提供优惠政策，以减弱或消除女性生育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宋月萍认为，女性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职业选择和期待有所不同，应当将其放置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纳入更多需要考量的变量，明确相关研究的合理性和指向性。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强调，我国托育服务呈现女性化特征，这会强化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而重构托育从业人员的职业形象、增强托育服务专业化和标准化，在当代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迁，妇女就业率的提高以及家庭规模改变，家庭对照顾幼童的功能已经逐渐弱化，寻求家庭之外的制度化托育服务已经成为很多双薪家庭的重要选择之一。促进男性参与、尊重女性自我选择是改变这一现状的重要举措。然而，从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角度看，托育服务的发展并没有真正挑战既存的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在很多时候，托育服务资源的增加非但没有推动性别平等，反而巩固了既有的性别权力格局。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平重点关注0~3岁婴幼儿抚育中的父职参与，认为婴幼儿抚育过程中的“守门人效应”、工作家庭平衡压力及家庭资源等因素影响父职参与，提供社会化的托育服务并不一定促进父职参与，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和家庭成员秉持的男性不适合照顾婴幼儿的负面认知。

托育照料现状及发展趋势

现阶段我国托育服务的需求大，但市场、政府提供的社会化托育服务有限，应采取相应措施，弥合这一缺口。针对这一现实问题，与会专家进行了集中讨论。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杨慧认为北京的托育需求大，6年内的托育需求大约为168~200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杜声红指出，托育需求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2~3岁幼儿入托需求最为强烈，据预测，到2030年，城市地区的有效需求总量将达到161.6~225.5万，公办机构10万家，民办机构达到2.5万家，总的从业人员将达到10万人，其中保育员62.6万，管理员37.6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转型与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杨菊华则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出发，指出当前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存在供给总量极其不足、结构严重失衡、服务质量无保等问题。推动该领域供给侧改革，须突破“有需欠供”“有教欠保”“质量欠护”等阻梗。为此，须廓清总体发展思路和规划，明确规制典章，保障人财物的投入和引导，以改革促有效供给和供需匹配，满足广大民众迫切、刚性的民生需求，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战略目标的实现。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研究员蒋永萍重点介绍了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指出要明确托育服务发展理念的公益性和普惠性，确定托幼公共服务的工作管理体制。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唐斌尧以山东省为例，指出人们对制定托育机构标准资格、机构审核和监管、师资培训与管理的需求迫切。现阶段我国托育服务的主要问题在于供需缺口大，政策依据和政府管理缺位，托育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碎片化严重等问题。

工作-家庭平衡及育儿政策体系的建立

如何构建托育服务体系，何种托育服务设计可满足托育需求，事关今后托育服务的发展方向。满足日益增长的托育需求，应结合我国国情有甄别地总结国际经验，从而实现托育经验的本土化。

湖南文理学院讲师张文馨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提出应当科学细分0~3岁婴幼儿年龄段，构建合理的托幼机构综合系统。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建花指出，目前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的发展还存在供需矛盾突出、监督管理体制欠缺、理念和认识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国际上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的政策和实践的发展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应对部分发达国家的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理念、现状、政策进行考察，并思考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意义，为中国相关研究和实践及政策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聂晨梳理了英国政府托幼政策的演变，认为托育体系要统一顶层设计和管理，要坚持政府主导原则，同时考虑需求侧因素。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秦旭芳认为应当以“托护指导师”进行角色定位，并提出相应的职业标准和从业要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研究员张本波指出，我国托育服务发展亟须解决的两个问题是顶层设计以及重点任务问题，要立足服务体系发展的可持续性，将托育体系的构建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部门职责，统筹托育服务发展。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副教授邓晓梅则结合“0~3岁起跑线”公益行活动的实践案例，呼吁大家关注农村地区0~3岁婴幼儿养育问题，促进农村孩子的健康成长。

此次论坛主题全面、参会人员多元，为深化学术研究、促进政策制定，缓解新时代因社会托育服务不足给家庭，尤其是女性带来的这一主要社会矛盾，推动“幼有所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启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