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口流迁始终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人口流动频繁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现象，二者的关系日渐密切，催生了许多新的议题。为了更好地交流人口流迁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学术成果，推动该研究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专业委员会于2017年5月25日至26日在辽宁省丹东市召开“人口流迁与经济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共接收到论文80多篇，6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高校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翟振武教授、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王谦司长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翟振武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人口研究以死亡研究为主导，到了70-80年代，生育研究成为人口研究的主要部分，90年代以来，人口流迁成为人口变动的主体，人口迁移流动研究也逐渐主导着人口研究。近年来，人口流迁出现了新变化、新趋势，全方位、多方面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运行。翟会长充分肯定了召开人口流迁与经济发展全国研讨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本次研讨会共有20位专家学者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与会人员针对发言人的成果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个专题：
专题一：中国人口流动的新变化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2016年底，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2.45亿。虽然近年来流动人口规模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庞大的流动人规模仍是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那么，人口流迁在新时期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新形势？这是本专题主要讨论的内容。原新教授、高向东教授分别分享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基于户籍分割的大都市流动人口回流研究》（原新等）中指出，我国人口流动现象已经出现了40年，在新时期，流动人口回流现象逐渐显现。流动人口回流的作用机制主要源于城市的“推力”和“农村”的拉力共同作用的，同时也受到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影响，老去的流动人口逐渐返回到户籍地。以流动人口的回流地与户籍地的行政级别为基本判断标准，即城市-区县-乡镇-农村，将回流分为向上回流、平流和向下回流。结论认为流动人口平流至户籍所在地意愿最强，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强于新生代。《大城市流动老年人口现状特征及发展预测》（高向东）以上海为例，分析了大城市流动老年人口的状况与特征，并运用预测方法从规模和空间分布等预测了上海市流动老年人口的发展趋势。上海流动老年人口主要来源于随迁老人、原有流动人口的沉淀、新来沪务工老人以及来沪养老的老人。流动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长，随同流动是流动老年人口的主要来源，并在流入地长期居住。
王谦司长在总结现阶段人口迁移流动调查方法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人口迁移流动调查提出了新的理念及有效的建议。当前我国人口迁移流动调查现状存在调查机构众多、调查内容繁杂、调查方法多样和对象口径各异等问题导致了数据质量不高。未来的人口流迁数据收集可以借用大数据的理念，实现人口流迁统计调查的“更多”、“更好”、“更多样”目标。
专题二：东北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
近些年来东北地区人口出现负增长、深陷人口流出困局，其经济发展也遭遇了寒冬。关于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姜玉、祁静、孙伟等学者的最新研究在研讨会中引起了热议。《人口迁移流动对东北地区人力资本的影响》（姜玉）在分析了人口流动对东北地区人口数量的影响的基础上，以大学生迁移流动为切入点，分析人才迁移流动对东北人力资本的影响，认为东北地区存在人口流失现象，但是也要注意人才流失现象：东北地区211、985高校毕业生留在本省/本地区就业比例要低于生源占比，其中黑龙江高校毕业生流失最为严重。《东北人口流失问题初探：1995-2010》（祁静、段成荣）运用1953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东北地区人口流动的规模及变化趋势，发现东北地区人口数量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下降，相反有稍微的增长。《东北地区流出人口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孙伟等）则从流出地的角度分析了“东北籍”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就业状态、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因素，指出应对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出问题，需要从地区经济发展和提升人口素质两方面着手。
另外，本专题还分析了地区人口流迁的现状。《跨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晏月平等）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云南省跨省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及特征，指出云南跨省流入人口与跨省流出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跨省流入人口主要来源于邻近的省份，具有较强的地缘性；跨省流出人口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具有飞地性特征。
专题三：人口流迁与社会发展
人口流迁是个人事件，同时受到家庭、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本专题主要探讨了流动人口自身的发展及受人口流迁影响的人口、家庭的发展的影响。学者们带来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首先，从宏观层面上，《人口迁移能够促进城乡区域发展趋同吗？》（苏红键）利用不同层面的城乡居民收入指标，分析中国城乡区域发展的演进特征，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减小、城乡区域发展进入趋同阶段；在对人口迁移促进城乡区域收入趋同进行理论解释的基础上，利用不同层面的面板数据和模型，对人口迁移与城乡区域发展的关系进行检验；同时对城乡区域发展趋同提出了农村病、城市病和流迁的周期性等几点反思，最后提出了自由迁移、幸福迁移和统筹城乡贫困治理的政策建议。《流动人口贫困状况与脱贫政策研究》（谭克俭），以“精准扶贫”为政策背景，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山西省数据，讨论和分析了流动人口的贫困识别、贫困特征以及贫困原因，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和结论：第一，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客观存在，与城市户籍低收入人口共同构成城市贫困人口的两大主体；第二，流动人口存在贫困问题，政府及社会就应该将此类人群纳入政府扶贫范围；第三，流动人口的贫困是发生在城市中的贫困，坚要持“属地原则”来设置贫困的识别标准。《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创新》（黄玉捷）以上海流动人口“暖乡行动”为案例，指出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中正走向社会治理，通过流动人口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实现了管理目标，并实现了社会融合。从理论和实践意义上强调了社会治理这一工作机制的高效性，指出应当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其次，从家庭中观层面和个人微观层面考察了人口流迁对儿童、家庭的影响。《民族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发展能力建设探析》（向荣）对恩施州外出务工人员性别、年龄结构，文化和从业结构、区域分布和外出时间等进行了现状分析；指出了外出务工人员家庭生活供给能力不强、文化程度较低、子女教育问题、外出务工人员对职业技能培训认识不足、经费不足等不利于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等主要问题；并从短期的创业致富、自我发展、防御风险等和长期的教育投入、家庭保健和优生优育等方面分别提出了提高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外族歧视与流动人口家庭收入》（韩冬雅等）分析了外群歧视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群歧视显著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家庭收入；家庭收入分布水平越高的家庭受到外群歧视的负面作用越明显；到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就业、省外流动或者一级劳动力市场工作的流动人口受到外群歧视的负面影响更大，收入下降更多。《上海城乡通婚的空间偏好与作用机制》（郭永昌）探讨了上海市城乡流动迁移人口婚姻匹配的模式，发现：非上海出生的城乡通婚优选与自己出生地相同的省份；以上海为中心的城乡通婚强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空间梯度特征明显，出生地距在200km达到最大值，形成高强度的通婚环；文化同源性随距离增加而降低，同源文化通婚者高度集中在700km范围以内。《交通要道沿线区域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公共服务研究》（李小伟）指出总体来说，山西境内108国道沿线区域卫生计生公共服务基本状况与全省总体情况基本类似，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所面临的问题也都具有普遍性。
关于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机会、受教育机会、学业发展等方面仍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唐丹）在研究子女随迁机会中引入了生育年龄因素，回答了“流动人口生育年龄与子女随迁之间是否有联系？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如何影响子女随迁机会？”这两个问题，结论指出：初育年龄对子女的随迁机会产生积极影响，较晚生育有助提升子女随迁机会；社会资本等变量的加入并不能对初育年龄的作用产生明显影响，提示晚育所带来作用更多依赖于个体成熟；相对于年龄，在预测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模型中，生育年龄更为单纯和有效。并指出，流动人口个体应对生育行为有更理性的思考和规划。
《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基本事实与解释》（吕利丹）利用重庆市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描述了乡城劳动力流动与流动者子女教育之间的关系的基本事实。根据城乡属性和是否与父母在一起分为四类儿童，并对四类儿童的教育过程、结果和教育进度进行了分析。得出：父母的迁移汇款对与子女的教育有正向的影响；父母缺失对子女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有负面的影响，这些可能与教育有负相关的关系；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比留守儿童差。指出了两个原因：一是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还在于户籍壁垒的制约。同时也看到了儿童的性别、地区和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异质性带来的一些分异。
《流动留守经历对流动人口子女大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张银峰），运用北京某211高校“大学生学习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以同龄非流动人口子女作为参照对象，分析了流动人口女大学生的学业发展状况。研究发现，当流动人口子女与同龄人处在同样的环境中并接受同等教育时，两者在学习目标、行为和绩效等方面表现出趋同的特点，而以前流动留守经历的影响微乎其微。两者在自身能力评估与毕业意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源于城乡差异，而非流动或留守经历所致。流动留守经历主要影响学习热情和活动参与积极性等方面，“留守”流动人口子女和同龄人爱这些方面表现的更为突出，而“流动留守”流动人口子女则显著逊于前两者。可见，学习生活环境相对稳定对儿童成长很重要。
专题四：二代流动人口专题
人口流迁是人口研究的重点内容，而二代流动人口又是人口流迁的重中之重。继“新生代流动人口”概念提出后，学界致力于研究流动人口内部的代际传承及内部差异。当前以年龄来划分流动人口代际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针对此“新生代流动流动”的内涵和外延，几位年轻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并引起了研讨会的热议。
《二代流动人口界定标准的实证检验》（梁宏）指出由于城乡流动的往复性和身份的转换，在流动人口代际界定标准上，国外二代移民理论遭遇中国特色的挑战。通过对2011年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对段文“二代流动人口”界定标准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出生地信息作为“二代流动人口”的界定标准是不合适的；第一次外出流动年龄段作为“二代流动人口”的界定标准是合理的；在目前年轻流动人口问题的特点及缺乏流动调查数据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忽视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因素的影响。
《二代流动人口：基本特征与主观融入现状》（靳永爱）认为近十年来“成长与城市的流动人口”的流动人口新群体迅速增长，他们的全部或接近全部的成长过程和经历基于城市，其未来也必然而且只能在城市，现行基于返回农村的制度设计的制度安排对他们没有意义，必须进行重新设计。文章在界定“二代流动人口”的基础上，分析了二代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并探讨了了新生代流动人口中二代流动人口与非二代流动人口在主观融入上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二代流动人口首次流动发生在0-6岁的群体超过70%在本地居住时间超过生命历程的一半，超过50%在本地居住时间超过生命历程的70%；在主观融入方面，二代流动人口感受到的被歧视程度明显高于非二代流动人口；与非二代流动人口相比，二代流动人口认为本地户口更重要；在社会参与和城市主观融入感上没有显著差异。
点评
原新：“二代流动人口”的提出是人口流迁研究的大胆尝试，但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处理好以下3对关系：概念界定的简单性和复杂性、研究的现实性与学术性、界定标准的唯一性和兼容性。“二代流动人口”的界定和甄选比较复杂，而且需要调查的内容较多、较复杂，为该群体的甄别增加了难度，可以考虑在新生代的基础上进行分类。
翟振武：首先需要明确“为什么要划分二代流动人口”？其次，需要回答“城市生活经历对二代流动人口的影响有多大？有没有必要纳入考察的范围？”社会学研究中需要抓住问题的本质，这样才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高向东：“二代流动人口”概念的提出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其定义、内涵和外延需要进一步明确。
吕利丹：当前二代流动人口研究既缺乏理论支持又缺乏数据支持。梁宏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作了更为深入的检验和分析，为二代流动人口研究提供了新的尝试。同时仍有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1）流动人口具有循环往复性，“第一次流动”的标准是什么？（2）需要比较不同年龄段外出的二代流动人口的特征，探讨儿童外出时间的影响因素。
最后，翟振武教授在闭幕式总结中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迁”，人口迁移流动研究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虽然本次会议规模不大，但质量较高、研究深入，对人口流迁研究和人口研究意义重大。人口流迁研究需要这样高质量、高规格的研讨会，加强学术交流、探索社会研究，推动学科发展，从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