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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振武:解析“全面两孩”如何“全面”
2016/03/15

  • 中国网:

    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1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有关情况举行了发布会。“全面两孩”的实施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 历史舞台。这项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哪些新内涵和新意义,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本期《中 国访谈》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一一为您解答。

    欢迎您翟院长。

  • 翟振武:

    各位中国网网友大家好!

  • 中国网: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网友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全面两孩”正式实施了,哪些人是符合这个“全面”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人群?在这个文件正式颁布之前出生的第二个孩子是否属于“超生”呢?

  • 翟振武:

    这是两个问题。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后,哪些人属于政策的目标 人群?这个目标人群其实是全中国所有的合法的育龄夫妇(15到49岁)已婚妇女中,只有一个孩子的,这个人群大概有1.5亿人左右。但在只有一个孩子的妇 女中,有一部分按照现行政策是可以生第二个孩子的,所以要把她们刨除掉。比如在农村地区实行的是“一孩半”的政策。如果农村妇女第一个生育的是女孩,就还 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如果第一胎是男孩的话就不能再生了,这样平均起来叫做“一孩半”政策。所以,在农村的妇女,第一个孩子如果是女孩的话,按现行政策就可 以生第二个孩子,只有在现在农村妇女中,第一个孩子是男孩按现行政策不能生第二个了,所以,这批人是新的“二孩”政策放开的人群。

    还有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原来不允许生第二个孩子,但有了“单独两 孩”和“双独两孩”政策,他们可以生第二个孩子,这部分人也要刨除掉。把这两部分的人刨除,从1.5亿人群大概减去5000万左右。所以,“全面两孩”政 策囊括进来的目标人群大概是9000多万,这是“二孩”政策实施后目前看到的,囊括进来的可以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育龄妇女的人数。

    您刚才讲到在这个政策实施之前生的孩子是不是属于“超生”,也分 两种情况。在政策实施前原来就允许生第二个孩子的,在这个政策下生完全是合规合法的。但在这个政策实施前的九千多万妇女中,如果有人生了第二个孩子,按照 原来的政策她是不能生第二个孩子的,所以,在政策实施前生下第二个孩子的(不包括怀孕),显然属于计划外的生育,我们也叫做“超生”。因为任何一个法律政 策总有实施的时效和时间,这是一个人为的时间了。1月1号开始实施之前当然就算超生,1月1号之后的就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

  • 中国网:

    刚才您提到“育龄”,请问一下“育龄”是怎样的一个年龄区间。

  • 翟振武:

    “育龄妇女”在人口学和生理学上的定义是15到49岁,在这期间 妇女处在生育年龄,这是一种标准定义,所以,我们讲育龄都是15到49岁。因为15岁,妇女一般来说已经有例假,可以排卵、有生育能力了,到49岁以后大 量妇女有停经绝经的情况,所以,平均来说50岁以上的妇女不再具有生理上的生育能力,所以我们定义在15-49岁。

    但现实中这个年龄定得还是比较低。随着教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20岁大学毕业的,我们婚姻法规定女性20岁结婚,所以,在15到20岁只有很少的女性真正加入生育行为,所以定义是15到49岁,但事实上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妇女都是在20岁到49岁之间生育的。

  • 中国网:

    虽然国家现在全面放开“两孩”,但很多家庭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年 轻夫妇,由于生活压力比较大,生育养育成本比较高,可能他们并不愿意真的去生第二个孩子。您认为国家是不是也要更新相关配套措施,比如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育 龄女性的就业问题、生育保险问题、产假及陪产假等一系列的问题做一些更新,解决这一人群的后顾之忧,让大家“敢生”第二胎呢?

  • 翟振武:

    您说得很对。在大城市中很多年轻夫妇面临工作压力、收入压力、住 房压力等等,所以在生育孩子方面有的不愿意多生,有的只生一个,甚至少部分人一个孩子都不生,我们称其“丁克家庭”。在大城市中年轻夫妇的生育意愿降低也 是正常的,因为从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提高,教育的普及,社会保障程度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越来越降 低。所以,可以看到在现在的中国城市里的生育意愿就比农村低,这和城市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有密切的关系。

    城市里面年轻夫妇生育意愿降低,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有社会保障退休金和养老保险制度,就不需要像老一代人“养儿防老”,所以生育意愿是降低的。随着城市化发展过程,生育意愿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低。

    第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现在的条件下仍然想生育第二个孩子,但 现实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使得他们不敢生。因为在城市里和在农村里不一样,生第一个孩子要花费很多的精力,生育、照顾、培育孩子成长,占了很多的时间,在 工作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再生第二、第三个孩子就会占用更大量的时间,所以,工作压力、就业压力、自身发展的压力都很大。

    现在在招工就业当中,有的年轻女性其实还是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 遇,比如很多单位愿意招收男性,不愿意招收女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来女性只生一个有的地方都有就业的歧视,现在还要生两个,还要再培育、抚育孩子成 长,就业方面面临很大的压力。包括她自己的发展,时间上就有了竞争性,为了照料孩子和家庭,在工作和职业发展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就会更少,在生活上当然也 会有很大的压力。

  • 翟振武:

    在城市里养育一个孩子的生活成本还是要比农村高得多,特别是在大 城市中本来就很高,随着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养育成本还会越来越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压力也会很大。养育一个孩子住房面积小一点就可以了,如果再生第 二个孩子房子还要更大一些。还有照料孩子的时间,城市里节奏比较快,要按时上下班,而农村种地没有定点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城市里养孩子)就需要人来照 料,需要老人来照料或者需要幼儿园的支持。所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生育成本越来越高,需要的各种资源越来越多。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妇女的生 育意愿在不断降低,而且生育孩子面临的压力和困难也比较大。在这一方面,国家可以做很多方面的工作来支持、鼓励、帮助妇女能够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

    比如,现在生第二个孩子也会延长产假,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措施。第 二,在生育保险方面也会继续提高力度。妇女生育总要有资金方面的支出,我们有“计划生育”的保险,加入了保险以后现在能有一定的补偿,当然还是应该继续提 高补偿力度。第三,对于妇女就业的保护政策要落实。第四,公共服务的供给要及时跟上。比如生育,医院要大规模投资,使生育第二个孩子能得到很好的医疗保 障,不要生孩子建卡都建不上,甚至要到各个医院、私人医院去生孩子。第五,我们的托儿所、幼儿园还要大规模的建立起来。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妇女一人生四五个 孩子,这样还是都有托儿所、幼儿园上,离家也近,但现在城市里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没有达到遍地都是的程度,所以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方方面面应该提出更多的措施,能够支持、帮助、鼓励妇女按照自己的愿望生下第二个孩子。

  • 中国网:

    我们刚才聊了“敢不敢”生的问题,还有“能不能”生的问题。在我 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育龄妇女有9000万左右,但其中60%在35岁以上,50%是在40岁以上,属于高龄产妇。在生育风险和服务方面都面临着比较 大的挑战,甚至会直接影响“二孩”出生的数量与质量,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 翟振武:

    这个问题在中国很特殊,因为我们有”计划生育“,我们的人口结构 有凹有凸,并不平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出生了相当大一批人,当时一年的出生人口大概是2500万,最高是1963年出生了2900万人。到了 1975年以后,出生人数迅速下降。现在我们看到的9000多万育龄妇女中能够生“二孩”的目标人群中年纪大的比较多,40-49岁只有10个年龄组,但 这个组大概占到9100万人群的50%,将近有4500万人是40岁以上的,这反映了我们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群特别大。而年轻人群的人数就少一些,从 15岁到29岁这15个年龄组的人才占到9100万的50%。所以,在“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中,年纪大的偏多。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数字,统计研究的结果,35岁以上的占到 60%,40岁以上的占到50%,这些人还处在育龄期内,生理上可以生孩子。但随着年纪越大,生育风险也会越大,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像高血压、心脏病方 方面面的风险都会比较大。在这方面,我们的妇幼保健领域和医疗领域要提高服务质量,能够确保这些妇女安全的生下第二个孩子来。降低风险,从技术上是能够做 到的。有高龄产妇甚至是45到48岁的妇女生了第二个孩子,有这个先例,是可以做到的。在全国层面上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要提高,大幅提高保障。人类辅助 生育的医疗技术还比较成熟,包括试管婴儿,在解决不育不孕症方面我们的医学进步还是很快的。所以,只要有意愿的话,绝大多数的妇女还是能够生出第二个孩子 的,但确实是在医疗保障、安全和降低风险方面,我们需要大量的投入,未来几年要大力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

  • 中国网:

    在医疗中妇产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除了妇产科之外,儿科大夫的问题也比较严峻。因为儿科大夫本身在我国就属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全面两孩”会使得这种现象更加严重。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缓解这一矛盾,让儿科大夫的供求关系适应当今的新形势?

  • 翟振武:

    这是“全面两孩”实行之后我们面临的第二大压力,第一大的压力是孩子要生出来,接生,未来我们会面临一个小的出生高潮,现在一年大概生1600万,将来会到2000万,这对我们的接生能力就是巨大的考验。

    接生之后,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总要到医院里,需要各种各样的医 疗服务,这时候儿科医生就是我们要面临的第二个巨大的挑战。在中国的现状,恰恰是妇幼保健和儿科医生都比较缺乏。我们的妇幼保健能力,经过这些年,能力提 高了,质量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仍然不足。儿科医生更加不足,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儿科医生专门的培养需要从大学开始,经 过七、八年的时间,现在人才培养体系缺失,我们没有儿科专业的大学生,都混合在一起叫做临床医学专业。临床医学专业的人将来可以从事儿科,也可以从事妇产 类,也可以从事内科,因为比较通用,选择度也高了,专业的儿科大夫反而就比较少了。

    二是专业的原因,我们的儿科在过去这么多年的体制下,儿科医生收入比较低,儿科在医院里获取利润的能力也是比较弱的。儿童能吃多少药呢,它和别的病,像搭一个心脏支架的情况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大量的医生也流失了,需求还是很旺盛的。

    所以,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短缺,二是现在的机制下整个儿科比较薄弱。“全面两孩”政策放开以后,我们会面临新的出生高潮,过几年儿童的数量就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短板,儿科的建立和扩容,儿科医生的加速培养应该是当务之急。

    当然培养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现有的医生当中,可以调剂、转行、快速学习,尽力迅速扩大儿科医生的队伍,扩大儿科医疗保障的能力,才能使“全面两孩”政策落实得更好,也能让亿万育龄妇女能够安心、顺利、安全的生出和养育自己的孩子。

  • 中国网:

    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些网友普遍关心的话题,现在我们回到政策本身, 为大家解读一下政策。“全面两孩”已经正式实施了,我们知道在2008年国家就推出了关于生育政策调整“三步走”的计划和思路:第一步是“双独两孩”,第 二步是“单独两孩”,第三步就是“全面两孩”。您觉得现在正式推行“全面两孩”是不是一个比较恰当和成熟的时机呢?在2015年您也预言过,“全面两孩” 政策最快要在2016年年初实行,2016年才刚刚开始就正式实行了,是不是多少有一点刻不容缓的感觉?

  • 翟振武:

    现在实行“全面两孩”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经过长时间的酝 酿、考虑、论证提出的政策。您刚才说从2008年国家事实上就开始了生育政策比较大规模的调整,在2008年之前我们生育政策也进行过调整,只是没有引起 新闻界和群众这么大的关注,我们只是把一孩和二孩之间的间隔在全国取消了。以前农村地区可以生两个孩子,但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的生育时间有间隔,多数地区 规定间隔四年以上。包括现在北京市的生育条例,生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也是必须间隔4年以上,这是以前的条例。

    从2000年以后一直到2008年左右,大概全国20个省就把生 育间隔政策取消掉了,这也是生育政策的一个调整。有些省虽然没有明文取消生育间隔,但其实也变相取消了限制。比如北京市规定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间隔四 年以上或者女方28岁以上,就是说你满足其中任一一个条件,第一个孩子生完再生第二个孩子要间隔四年以上,或者女方只要达到28岁以上生第二个孩子就不用 管间隔。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很多妇女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已经快28岁甚至28岁都过了,所以生育间隔对这些妇女并没有限制作用,这个政策在2000年以 后就逐渐开始了。

    到了2008年以后逐渐开始启动生育数量调控的政策,先是“双独 两孩”,然后是“单独两孩”,最后是“全面两孩”,这是一个连续、平稳、逐步推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下子把生育政策从原来的“一孩”政策一下子调整到“两 孩”政策,避免大起大落,走了一个逐步的“三步走”方针。从“双独两孩”到“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这是一个“软着陆”的过程,保证了我们生育人数平 稳的变化。

  • 翟振武:

    在2013年“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当时读一下 “全会决定”就可以看到,这句话之后紧跟着一句话,“继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内涵就是“全面两孩”。所以,应该说在两年以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 了解情况的人来说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继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当然很明显就是指“全面两孩”政策。所以很多人在“三中全会”后问 “全面两孩”政策什么时候有时间表,因为有中央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觉得事实上酝酿、讨论、研究的过程是一气呵成的,设计考虑“单独两孩”政策的 时候已经考虑了“全面两孩”政策,整个这个政策是一个体系过程,都已经考虑到了。

    所以,当时说过了几年,大概在“十三五”期间“全面两孩”政策就 可以实施了。2016年正好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所以,我觉得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有计划的,不应该觉得意外,既不觉得太快,也不觉得太迟。如果了解情 况,可能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时机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一个出生高峰,这个高峰在2016年会比较高一些,因为要受孕怀 孕2015年不会有太多的孩子出生,到2016年会更多一些,2017年也会有。

    “全面两孩”政策在2016年开始实施,真正第一批的孩子应该是 在2017年下半年出生,而真正的出生高峰应该是在2018和2019年,所以这两个出生高峰错开了。“单独两孩”政策实现了自己的平稳过渡和错峰功能, 接着“全面两孩”政策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实施。这还是一个设计得很完善,逐步“软着陆”的过程。

  • 中国网:

    国家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过程中还是比较成体系和长远、全面地考虑的。

  • 翟振武:

    这不是拍脑袋就决定的。经过了一百多场的论证,征求了几百名专家的意见,进行了调研,经过了论证和研究。这是一个大的政策,涉及到亿万群众和家庭。

  • 中国网:

    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是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 孩子,而在最新出台的《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中,把“提倡”改为了“全面实施”。虽然这两种说法的内涵与意思基本一致, 但措辞上的细微变化是否也体现了政策倾向上的一些改变呢?

  • 翟振武:

    我觉得没有改变。因为中央新发的决定,事实上它起草孕育过程比较 长。在那个时候就是“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而不是“提倡”,在“五中全会”公报上也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五中全会”公报以后,在修改《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的时候,大家看到的词句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修改的时候继承了原来的法律条文,原来写的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现在把 “生育一个孩子”改成了生“两个孩子”,所以“提倡”还是在的。当然在法律上讲的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要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当然在 政策上规定就不能生第二个孩子。“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当然政策就要有新的规定,也不能生三个孩子。所以,在中央最近下发的“决定”里“全面两孩” 政策的实施,我认为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是具体政策的部署,而法律是指一般法律条文反映的这样一种倾向和精神。我国从当时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现在走 向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中央的决定是具体的决定部署,我觉得在精神实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 中国网:

    “全面两孩”的实施,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您如何评价这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在历史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果?是不是推行了“全面两孩”就意味着“计划生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呢?

  • 翟振武:

    第一,我们讲“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很多人讲“独生子女”政策退 出了历史舞台,如果这样来评判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在1980年,中央发了一封对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员、团员一对夫 妇生育一个孩子,我们从1980年起党和国家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当时这个要求在城市里大概能够达到95%,农村能够达到90%,一对夫妇 生育一个孩子。

    很多人都认为从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了“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但事 实上到了1984年,中央又下发了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文件,叫做《中共中央的七号文件》,在那里面实际上对生育政策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农村大部分地区主要 是汉族地区都变成了“一孩半”政策,已经改变了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在城市里还是维持了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1984年经过大的政策调整 以后,应该说中国的生育政策是“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两孩政策”“三孩以上政策”的多种政策组合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所以,应该说是几种政策都 有的混合的体系。

    比如,从1984年一直到2012年、2013年“单独两孩”政 策之前,我们主要的政策是“一孩政策”,覆盖整个中国人口35%,主要是在城市地区实行。所以,新闻媒体和一般能发声的人都说现在实行的是“一孩”政策。 这些人中城里人可能比较多,所以只能生一个孩子,但其实“一孩政策”在中国只覆盖了35%的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了53%的人口,主要是汉族农村地 区。还有“两孩政策”,在全国大概覆盖9.3%的人口,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深山区和贫困地区,占到人口将近10%。另外还有百分之零点几,实行的是 “三孩”以上的政策,主要包括少数民族中的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农村,像西藏的农村就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不过,确实“独生子女”政策和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核心思想 是在“全面两孩”之前的主要思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到“全面两孩”政策,确实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的精神所围绕的这样一个政策 体系已经结束了,现在所有的合法夫妇都可以自由的来生育两个孩子。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也是一个时代的重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不是从今天突然一下子结束 或者开始的,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说从1984年逐步过渡,到今天应该说是“独生子女”政策和思想形成了这样一个政策体系,退出了我们这段历史。

  • 翟振武:

    “独生子女”政策的退出也有很多原因和必然性。提倡一对夫妇生育 一个孩子和提出“独生子女”的政策的当时,是因为人口增长非常快,人口形势很严峻。当时一年出生的人口是2800万,高的时候2900万,刨除死亡人口, 一年净增长人口达到2300到2500万之间,净增长的人口比现在澳大利亚的全国人口还要多,所以,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压力非常大。在那个时 候,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或者说是“独生子女”政策,当时就很明确的表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暂时的政策,因为人口形势严峻。当这种严峻的 形势扭转了,就可以实行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所以,当时这个政策的提出是为了抑制人口过快过猛的增长,而且还说得很明确,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0年,30年以 后我们的人口形势缓解了就会实行不同的政策。从1980年、1981年到2013年“单独两孩”开始实行正好30年多一点,到2015年实行“全面两 孩”30年多一点的时间。应该说“全面两孩”的政策,要说从孕育,30年前就埋下了孕育的种子,只不过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人口形势得到了很大的缓 解,所以就可以实行“全面二孩”的政策。

    当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发展轨迹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的人口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五左右,相当于六十年代的六分之一和五分之一,这是巨大的下降,这是人类四分之一国度里完成的人口转变。 在这样短的时间,我们的经济社会还不是很发达的条件下,我们完成了这样的转变,这在全世界都是受到高度瞩目的。像有些欧洲国家用了一两百年的时间才完成这 样一个转变,中国用了很短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使得我们人口形态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时代。现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和发 达国家都是处在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时代,在这之前他们都经历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时代。所以,中国现在的人口形态和人口再生 产的模式已经和发达国家没有区别了。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中国的人口要是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会比现在多三到四亿。现在 13.7亿,如果再多3到4亿是17亿多人口,对中国的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各方面的压力都会更加的巨大。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为中国提供一 个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基础,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 中国网:

    您的意思其实现在“全面两孩”依然是“计划生育”中的一个部分,只是对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调整和完善。

    您也提到我们推行“全面两孩”政策是希望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人口结构,缓解我们的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那么您认为这个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您的期望值是什么样的?

  • 翟振武:

    “全面两孩”政策包含了很多方面的目标和期望值,它不是单一的。 有人觉得中国人少了,要多生一点,我觉得“全面两孩”政策调整目标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口总量13.7亿,已经非常庞大,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全面两孩”政 策调整以后人口总量会比原来不调整政策有所增加,有所增加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人口结构,不是单纯为了增加人口总量,虽然会增加人口的总量,但目的并不是为了 增加人口总量。

    实行“全面两孩”政策是要追求人口均衡的发展,既要调控人口过快 过猛增长,同时要让人口结构不要过度老化,劳动力不要过度减少,家庭不要过度的规模缩小。所以“全面两孩”政策对调整人口结构,对缓解劳动力未来的供应, 对改变家庭结构和家庭的规模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又不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全面两孩”政策对未来的老龄化能够起到缓解作用,能够降低老龄化的速 度。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老龄化的这种长期的趋势。中国将来依然还会继续老龄化,只是速度比以前慢了一些,程度比以前低了一些。比如“全面两孩”政 策实施以后,未来的老龄化,大概到2050年左右会比不实行“全面两孩”政策降低3个百分点。到那个时候60岁以上的老人大概能够从占36%左右,降到 32%、33%左右的水平,能够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同等老龄化程度到来的时间向后推迟一段时间,它起到一个缓解和降低的作用。

  • 翟振武:

    中国未来还是会老龄化,全世界人类都在老龄化,这是必经阶段。缓 解老龄化是政策的目标,确实有作用。关于对未来劳动力的供应,中国劳动力每年减少几百万,原来我们有9亿3000多万,现在降到了9亿1000万,每年降 三四百万的水平,但我们劳动力整体上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9.1亿到9.2亿(15到59岁)的劳动力人口,这个量还是很大的。现在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 的全部劳动力总和是7.48亿,中国劳动力是9.1到9.2亿,比他们多出1.6到1.7亿,所以,劳动力总量还是非常丰富。但从2022年开始我们劳动 力下降速度会加快,从现在到2022年我们劳动力下降速度还很缓慢,在“十三五”期间下降速度缓慢,到2022年以后下降速度就会加快。中国的经济坦率说 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了很高的比例,所以,劳动力数量的快速下降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伤害。中国经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还是需要 时间和过程,所以,劳动力的转化和下降不能太快,太快会对经济有伤害。

    所以,现在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大概在2030年以后就会比原 来政策不放开的条件下,补充进很多新的劳动力。按照测算,大概到2040年到2050年,跟原来政策不变相比能补充3000万左右的劳动力,所以对缓解未 来劳动力的供应短缺,提高我们经济增长潜力还是有重要的作用。

  • 中国网: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最主要还是为了能够改善人口结构,达到 一个“优生”的效果。目前“少生优生”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但在不少地方“少生和多生”,“不生和超生”的矛盾依然存在,“越生越穷”,“越 穷越生”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您认为新政策的制定有没有考虑到这一方面的情况?在这一政策落实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 翟振武:

    您说得很对。大家都说中国生育率已经比较低了,总和生育率1.6 左右,按照现在的生育水平,一个妇女一生当中平均要生1.6个左右的孩子。但这是全国的平均数,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内部差异比较大。像北京、上海很多 年轻夫妇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只愿意生一个孩子,但到了很多农村地区生两个孩子的比比皆是,家家户户都生两个孩子。你要到更贫穷的一些地方,发现生育率还是很 高的。所以,中国内部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因为生育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还是有密切关系的。比较贫穷的地区、比较落后的地区、农业占主要成分的地区生育水平还 是比较高,人们的生育愿望比较强烈。所以,我们“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还要继续坚持。

    我们讲的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但 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讲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生第三个孩子仍然违反政策,仍然要处理,包括征收社会抚养费等等。所以,这次“全面两孩”政策是指都能生两个孩 子,但意味着还是不能生第三个孩子,还是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如果没有这种意思在里面,你就变成全面放开了,而不是“全面两孩”政策了。

  • 中国网:

    以前的“独生子女”甚至是“单独两孩”期间,国家卫生计生部门的 重心还是在控制人口方面,可能会着重于发放准生证,核实准生情况等等。现在“全面两孩”放开了,虽然还没有全面放开,但已经允许普通家庭都能生两个孩子 了,国家卫生计生部门的工作重心是不是也会有所转移?您认为今后这些相关部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哪些?

  • 翟振武:

    您说得很对。我们从准生证谈起,现在大家一般讲办理“一孩”、 “二孩”准生证。事实上“一孩”、“二孩”准生证在全国都已经改成叫做计划生育服务证,不叫准生证,淡化了批准审查的色彩,变成了计划生育服务证。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名称的变化,就反映了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变化。以前办理准生证,批准生不生,进行核查检查,进行计划生育的落实,调整人口数量是一个重点工作。 随着调控人口数量的压力变得越来越轻,而且我们工作的对象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现在全国多数人80%以上的认为生两个孩子已经足够了,真正生三个到四个的已 经不多了,所以计划生育调控对象比以前少得多了,所以,“计划生育”的工作从以数量调控为重点转向以服务为重点,转向对人口结构的调控为重点,生殖健康服 务和支持家庭发展这样政策的落实成为它的工作重点。数量的调控依然存在,但今后越来越向“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服务方面转折,前些年已经发生过这样的转 折,准生证名称的变化和修改在全国已经统一了,这就反映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不再是去调控去讲政策,而是强调了服务,重点越来越放在了服务方面。

  • 中国网:

    相关部门的服务工作也要跟得上,才能和我们的生育政策相匹配。我们刚才提到说从2008年到现在经历了生育政策“三步走”的过程,到现在第三步已经走完了,或者说正在走,您认为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有“第四步”,比如放开“三孩”“四孩”或者全面放开的情况?

  • 翟振武:

    这个会有的。因为生育政策是根据人口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的,中国 的生育政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生育政策从1984年就开始不断的调整,经过了90年代、2000年取消间隔,从“单独两孩”、“双独两孩”再走向 “全面两孩”,随着人口形势发生着变化,它不断在进行着调整。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不应该觉得意外。

    现在是“全面两孩”政策,会相对稳定一段时期。因为在未来的四、 五年,我们的生育率会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将来等到累积的能量释放完以后,再回落到正常。现在我们的生育水平大概1.6个孩子,在有政策限制的条件下是 1.6个孩子,在“全面两孩”的政策下,正常以后,生育水平能够维持在1.7、1.8的水平。这样一个水平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设定的目标,我们国家的总和 生育率维持1.8左右,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过高过低都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的发展。所以,“全面两孩”会相对稳定一段时 期,但是今后生育率仍然会降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像日本和欧洲生育政策没有任何限制和要求,但他们在1.5、1.6甚至1.4的水平上很长时间了。 所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生育率水平还会继续降低。在这个时候取消生育限制就会被提上日程,使得生育率进一步维持和提高一点。再进一步降低,我觉得 有可能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因为那时候生育率比较低了,从人口的发展来说,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来说,1.8左右的生育率比较合适,如果长期在 1.5、1.6当然还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鼓励。现在在俄罗斯、新加坡和一些欧洲国家,他们都实行的是鼓励生育的政策。虽然不是有很明确的政策,但有很多措 施,比如补贴奶粉,发放生育第二、第三个孩子的补贴,各方面福利的提供和增加,我觉得都可以算作鼓励生育政策的措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未 来中国也会走到这样一步,但这有待于未来人口形势的观察和发展变化。

  • 中国网:

    也就是说其实“全面两孩”依然是一个阶段性生育政策,将来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会进一步的做出调整和完善。

  • 翟振武:

    事实上在未来,从人口发展变化来说,未来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可能也不会引起现在这么多人的关注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多数人的生育意愿可能就是生两个,所以说可以生三个、四个、五个只是少部分人关注,多数人不会像“全 面两孩”这样关注。因为现在多数人的生育意愿停留在生育两个孩子,按照现在的调查,60-70%的年轻人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所以引起很多人关注。等到再 过八年、十年,我们人均GDP翻番,我们经济继续发展,社会保障程度进一步发展,那个时候人们的生育意愿也会下降,这时候即使是生育政策的调整,它的影响 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巨大。所以,“全面两孩”政策还是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步。

  • 中国网:

    非常关键。感谢翟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给大家提供如此详细的解答。本期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文字/主持/责编:黄婉晴 图片:张若梦 摄像:孙宇 王宇迪 导播/后期: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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