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更新的数字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截止31日下午，全国已有9703个确诊案例，其中60%在湖北。湖北之外，浙江最多，共537个确诊案例，其中227人在温州；广东、河南、湖南的确诊案例数也超过了300人；江西、安徽、重庆超过200人确诊；另有山东、四川、江苏、上海、北京、福建等5省市的确诊数也超过100人（图1）。总体来看，以湖北为中心的圈层递减趋势比较明显，而浙粤京沪则是远距离的主要爆发点。
图1 各省市截止2020年1月31日13时公布的确诊人数
目前网络上的各种文章都是对上述数字的分析，但我们认为，与确诊总人数相比，我们每个人更担心的是自己或他人的发病概率，这就需要从发病率（每10万人中确诊的人数，由于过年期间流动人口多回乡，这里以户籍人口总数为分母计算）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将确诊病例数与发病率叠合到一张地图上，能够更好地综合判断每个地区的整体压力和个体风险（见图2）。分析发现，湖北的发病率为9.45/10万人，其次的浙江仅有1.08/10万人，可见虽然我们要高度重视，但疫情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在确诊病例数都很高的湖北临近省份中，河南、安徽的发病率分别仅有0.31和0.34，远低于重庆（0.61）、江西（0.48）、湖南（0.46），情况并没有后者那样严重。然而，北京、上海作为人口密度高、流动性强的超大城市，虽然确诊病例排在十名以外，但二者的发病率分别高达0.97和0.93，仅次于浙江，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另有一些省份的病例数很少，但主要是因为人口规模很小，其发病率并不低，如海南仅有51例，但发病率高达0.56，位居湖北以外省市的第五位，很可能与其繁荣的冬季旅游市场有关；天津和宁夏的发病率也达到0.3以上，与湖北周边的河南、安徽接近。
图2 各省截止2020年1月31日的发病率（户籍人口口径）与确诊人数
接下来，我们想从武汉与各省市的各种关系角度探讨这次疫情。我们使用2015年小普查数据计算了各省到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的流动人口情况，即各省户籍人口流动到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的人口数，同时收集了2017年各省星级饭店从业人员数量（代表各省旅游和商务往来情况）、各省人均GDP、京广线是否经过该省、各省省会1月平均温度、各省省会平均相对湿度、各省平原面积占比等几个指标，分析与各省确诊人数之间的相关关系。
正值春节，流动人口回乡过年是此次疫情扩散的主要途径。图3展示了各省流动到武汉的户籍人口数与确诊人数的关系，显然，二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以河南、湖南为典型代表省份，这些周边省份是武汉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这些人主要是到武汉务工的流动人口。
图4 流动到武汉（左）和湖北其他地区（右）的各省户籍人口人数（单位：1000）
同时，由于湖北省内人口流动性很强，疫情较早传播到省内其他地区，因此各省流动到湖北其他地区的人口回乡过程中也可能导致疫情扩散，于是我们绘制了流动到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的人口户籍地分布图（图4），发现重庆、江西虽然到武汉务工的人口不太多，但到湖北其他地区的人口规模很大，这也是两地发病人数和发病率很高的原因；而安徽省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发病率并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各地都关注到访整个湖北的情况，也是不无道理的。
在人口流动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广东和浙江是两个离群点，而这两个省份正是感染人数最多、最受公众关注的地区，显然需要人口流动迁移以外的因素分析。短期的商务旅游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我们选用各省星级饭店从业人员数表征商务和旅游的人流强度，考察其与确诊人数的关系，当然，线性相关关系也非常明显。武汉到各地旅游、以及武汉与各地的商务往来与病毒传播相关。广东最为典型，尽管上面看到广东到武汉地区的流动人口并不高，但是确诊人数却很高，说明旅游、商务联系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浙江的高发病率则与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有关，浙江人（尤其温州人）来武汉、湖北，更多的可能是经商。我们从国家卫健委开展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找到了证据，见图6。流动到湖北的浙江人中，57.4%经商，22.9%务工；而湖北所有流动人口的经商和务工比重分别为36.2%和43.0%；广东则居于二者之间。与其他地区务工为主的流动人口相比，这些经商者虽然数量相对不多，但其老家更多在城市，且回到老家后的本地流动性很强，走亲访友的次数更多、范围更广，因此其传染力也远高于务工人群。
对于大家关心和热议的武汉交通枢纽地位、各地自然环境差异等因素的作用，我们同样很有兴趣。虽然只有30个样本（除湖北、港澳台以外的其他30个省份），但是我们还是不甘心地做了个回归（尽管社会科学对30还是50才算大样本有争议，只有30个样本，我们姑且认为30就是大样本吧）。结果显示，即使控制了其他可能相关的变量，各省流动到武汉的户籍人口数、各省流动到除武汉外湖北其他地方的户籍人口数、星级饭店工作人数跟确诊人数仍成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各省跟武汉和湖北之间的经济联系在病毒传播上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经济联系又分为三类：一类是欠发达地区到武汉、湖北务工，一类是浙江人、广东人来经商，一类则是武汉、湖北与其他地区的短期旅游和商务往来。
在交通影响上，京广线通过的省份系数是负的，说明铁路路过武汉并不是个问题，交通只是次生需求，其中体现的联系已经体现在人口流动迁移和商务旅游变量上了，因此回归结果有些违反常识。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经停、中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可能还是要相对“密切”的接触才会传染，没必要那么恐慌。
（1）人口流动是新型肺炎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来武汉务工的，多是周边省份，人口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中等，包括河南、湖南、安徽、重庆、四川、江西；此外山东、河北等地的原因也类似。
（2）长期的人口流动迁移当然重要，但短期的商务旅游影响更大；如果不是在春运期间，务工的影响将会很小，短期商务旅游就更重要了，几乎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这虽然是常识，但现在的大数据分析都在说人口迁移流动的事情，后者反倒关注很少。来武汉经商的，以浙江最典型，其次有广东、福建、江苏。
（3）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并不会减少感染。北京、上海、天津这种大城市属于商务旅游流比较集中的地方，人流密集，流动性和传染性都更非常强。虽然确诊人数相对其他省份并不多，但是发病率却相对较高。
（4）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交通地位并非此次疫情传播的主要原因，经停、中转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可能还是要相对“密切”的接触才更容易被传染。
（5）自然环境对感染发病的概率并没有显著影响。那些干燥地区、冷或热的地区、山区更安全的传言并不可信，起码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文章作者：
刘 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
靳永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文章来源：转引自“严肃的人口学八卦”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