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过去，思未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问题。当前，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有哪些？如何理性看待我国的人口形势，并相应地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和战略转向？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

　　理性判断“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历史事实

　　记者：1957-1979年，我国人口从6.4亿增加到9.6亿，于是就有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之说。但也有人认为，这3.2亿人口成为支撑我国改革开放的人口红利。您怎么判断1979年以前的人口政策？

　　翟振武：对这一阶段的人口政策进行评判，我们先要梳理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口数量情况。

　　1.建国初期的社会环境对当时人口数量的影响

　　1953年以前，我国对人口基本上是放任自流，没有任何的人口政策。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总量突破6亿大关，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3‰。这时已经有学者和领导人意识到人多对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并采用了控制人口的措施。由于受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社会运动的影响，此政策并未严格实施，所以出现了三次人口大增长。

　　2.客观看待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影响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不点名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错批马寅初更多地是受“人多力量大”的理念刺激，批判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和杂志报刊范围，国家实际人口政策受到的影响很小。事实上，批判马寅初后，受到自然灾害的巨大影响，我国的人口出生率连续几年下降，人口增长率也大幅下降，甚至一度跌到负值（负增长），即人口总量实际上是下降的。总体上看，由于医学进步和公共卫生的发展，人们的死亡率大幅下降，而出生率没有及时跟着下降，形成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率的局面，这是我国人口转变的一个必然过程，在世界各国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人口学术语叫人口转变。我国上世纪50年代，包括6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出生率仍然维持在高水平、没有及时跟着下降的结果。从1959年到1979年，中国人口确实增加了三亿，但这与批判马寅初关系不大。

　　3.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衍变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72年就开始实行了，如在农村免费发放避孕药具等。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提倡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个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比以前更加严格。到1984年政策又做了调整，农村地区一对夫妇平均生育1.5个孩子，而城市还维持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因此，我认为1979年以前的人口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80年至1984年的政策有些偏严偏紧，1984年对政策的调整是必要和正确的。21世纪以后，根据人口增长形势的变化，生育政策仍然在不断调整，如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允许双独夫妇生育两孩，单独夫妇生育两孩等，未来的生育政策将会进一步调整完善，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人口形势发生了变化，政策当然也会与时俱进。

　　“人口红利期”预计将持续到2025年左右

　　记者：许多研究经济的学者都把“人口红利期”消失作为判断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依据，您怎么看当前的“人口红利”问题？

　　翟振武：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老年人口增长有限，会出现一段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数量相对较多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抚养比（少年人口与老年人口之和/劳动年龄人口）较低，劳动力负担较轻，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人口学称之为人口红利或者人口机会窗口。这一人口阶段的人口结构，我们称之为枣核型，西方人叫橄榄球型。如20世纪50、60年代初出生的人在80年代正好20多岁，所以改革开放之际，呈现出劳动力数量多、抚养比低，利于经济增长的局面。80年代后，新出生的孩子不断减少，所以就形成了现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曲线进入拐点局面。2012年，我国劳动力（15-59岁）的比例最高，达到69.2%，之后开始出现了比例和绝对数量下降，现在基本维持在65%以上。所以现在还处在人口红利的时期，虽已进入拐点，但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预计到2025年左右我国的劳动力比例才会下降得比较快。

　　人口问题是多个因素叠加的结果

　　记者：人口因素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超低生育率、劳动力短缺、空巢化严重、老龄化加剧等。大家普遍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时间较长密切相关。您如何评判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翟振武：当前的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更多地是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是多个因素叠加的结果。

　　1.计划生育导致低生育水平的到来和持续走低

　　（1）人口学的超低生育率在1.3以下，而我国的实际生育率在1.5-1.6之间，还没有进入超低生育率的时代。但目前我国的生育率确实已经很低了，这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密切相关。

　　（2）政策调整以后，有人认为生育率不会回升了，调整也升不上来了，这是误判。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放开之后，多数省份3月下旬才启动实施，有的人口大省甚至到5月才实施。到2015年1月，在9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已有115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把1100万对单独一孩夫妇的目标人群数量直接等同于新增出生人口总量，这种做法忽视了两孩生育的意愿或比例，相当于认为所有已育一孩的“单独”夫妇都会生育两孩。此外，把某一年的“单独”夫妇申报规模与1100万对相比较，这既没有考虑两孩生育的意愿，也没有考虑两孩生育是在几年内才完成的规律。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2013年8月份的调研显示，全国平均生育意愿是60%，按照1100万目标人群数量推算，单独两孩的出生人数总计约有660万，如果平均在四五年出生，一年约为130万-160万。根据目前申报的情况看，它与国家卫计委事前的预期是相符的（卫计委预期每年新增出生100万-200万左右）。按照2014年实际出生人数，反推出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达到1.59，如果今年再有新增加的单独两孩出生，预计今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会上升到1.7左右。

　　2.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观念转变

　　（1）计划生育政策使年轻人变少，造成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和数量减少。由于生育率降低，未来劳动力的数量比现在还少，长期看是越来越少。从2012年开始每年大概减少300万，但是我国的劳动力总量为9亿多人，相对下降得很少，当前主要是农民工短缺，而脑力劳动者的供应并不短缺。

　　（2）年轻人群就读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这客观上造成了年轻体力劳动者的短缺。我国当前的人才储备比较好，人口素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要实现内涵式增长，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的人口结构也要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3）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劳动力短缺呈区域性差异。如东部地区现在已进入到后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过快增长的生活成本和有限的工资收入，最终使得农民工无利可图，很多中西部的农业人口就不再前往东部了，所以东部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劳动力短缺。

　　3.城镇化发展造成空巢化现象严重

　　空巢化严重跟年轻人生得少有一定关系，但也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1）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独生子女家庭增长。在一定时期内，他们将面临一对夫妇赡养四位老人的情况，所以增加了空巢老人的比例。

　　（2）伴随时代变迁，我国正在经历城镇化和核心家庭化进程，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传统养老模式被打破，即便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后，空巢化家庭的比例仍然还会提高。空巢化与城镇化、家庭核心化、人口流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空巢家庭是市场要素、经济要素叠加的结果。

　　4.老龄化问题与计生政策有一定关系，但绝非主要原因，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放眼当今世界，除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之外，老龄化大潮席卷全球。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它是生育水平下降和寿命不断延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老龄化将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只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老龄化趋势。1979年以前，我国人口出现过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育率没有跟着降下来，所以人口就处于迅猛增长的时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使得生育率能够尽快地跟着死亡率降下来，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得到了缓解。计划生育政策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的历史贡献。

　　适时适度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

　　记者：您对当前我国的人口形势如何判断？

　　翟振武：为实现均衡发展，在人口数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后，进行生育政策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从现实来看，相比20世纪60年代人口年均净增长2000多万人，到现在的年均增长650万人左右，可以说，人口增长的形势已经得到了很大缓解。同时我国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速，劳动力长期萎缩的局面逐步地显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人口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未来看，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将来我国人口达到14.5亿左右的高峰以后，人口总量会逐渐缓慢下降。到那时我国人口的总量、结构等各方面都相对均衡，虽然老龄化的趋势扭转不了，但老龄化的速度与程度会有所降低，而劳动力长期萎缩的局面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记者：前瞻一下未来的人口形势，2050年的我国需要怎样的人口资源？

　　翟振武：预计2050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在14亿左右，老龄化程度将会达到高点，但之后就基本稳定了，人口结构比现在相对更稳定。

　　记者：我们现实的人口资源将怎样演化？与未来社会需求存在哪些差距？为缩小这些差距，需要进行怎样的人口政策调整？

　　翟振武：当前我国单独两孩政策已经实行，过渡一段时间后，随着全面两孩政策放开，人口压力得到缓解，再下一步可能取消生育限制。将来生育率如果还是持续很低，可以实行鼓励人口生育政策。从目前来看，单独两孩政策过渡后会走向全面两孩政策，如此调整是非常必要的，这对我国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改善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未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会达到1.8左右。

　　科学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

　　记者：人口膨胀是城市病的根源之一，但是，大中小城市的经济构成和人才需求是各不相同的。您认为，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调整户籍政策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建议？

　　翟振武：随着城市房价越来越高，生产成本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密集度越来越高，绿地面积缩小，从城市发展角度来说，我还是支持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暂时控制人口增长，要更快地发展中等城市或者小城市，进一步放开人口落户政策，这样对城市的发展更有利。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够大大缓解北京人口过度聚集的情况。

　　记者：当前，学界和媒体对放开“全面两孩”政策的呼声较大，请问您怎么看？

　　翟振武：单独两孩是一个过渡性政策，而人口是一个长期问题，让生育变化有个平稳的进程更有利于国家发展。通过单独两孩政策，先释放一部分累积的生育势能，也可以吸取经验。我认为在“十三五”期间全面放开两孩生育是比较合适的。

　　记者：您认为“十三五”期间国家人口规划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

　　翟振武：人口规划的内容包括数量、人口素质、人口分布等很多方面。其中引导人口的合理城乡分布、地域分布是重点之一。我个人认为，生育政策调整也应该成为规划的内容。“十三五”时期是我国人口瓶颈的变化时期，生育政策应按照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及时进行调整变化。因此，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等方面的调整都将会是规划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