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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华: 老年流动人口近年大幅增加 建议“隔代照料”纳入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
2018/7/5
导读
    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为25%,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比例占23%。
   
    夏日的午后,北京南四环一居民住宅楼的大堂内,一群60岁左右的老人,手里抱着,或用婴儿车推着孩子,操着不同的口音和方言,交流着照顾孙辈的日常。
    这一远离家乡的特殊群体,被称为老年流动人口。不仅北京,在上海,像这样的流动老人,也越来越多。近日,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65岁及以上外来老年人口总量达到30.72万人,比上年增加7.97万人,增长率高达35.0%。上海市统计局分析,增长受在沪工作的外来常住人口长期定居,以及外来老人来沪为新上海户籍人口子女照料孩子等因素的影响。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认为,照顾孙辈,是老年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隔代照料为社会带来了价值,有助于消解生育对工作的负面影响,是促进二孩生育的重要砝码。但是,目前社会对流动老年人口普遍缺乏关注,对老人隔代照料的价值尚未得到足够的认同,老人因照料孙辈产生的身心压力问题也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杨菊华建议,将“隔代照料”纳入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并出台配套政策支持。
    照料孙辈成老年人流动最大原因
    《21世纪》:老年人口缘何流动?照料孙辈在其流动因素中占据多大比例?
    杨菊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曾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2.47亿,而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年龄中位数为64岁,约有八成低于70岁。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为25%,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比例占23%。
    我自己调研和研究的数据显示,随迁、务工和照料,是老年人流动的前三大流动原因,在随迁老年人中,也有一部分在照顾孙辈。总之,照料孙辈是老人流动的重要目的。
    《21世纪》:流动老年人口加速流入城市是否会加剧城市的“衰老”?
    杨菊华:事实上,城市的老龄化水平总体是低于农村的。但若按户籍来看,城市的老龄化一定是高于农村的,老龄化主要的原因一是出生人口少,二是人口寿命更长,城市是符合这两个特征的。
    但我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国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到城市里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至少在过去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老年流动人口这些年确实有大幅度增长,但总体来讲占流动人口的比重不是最高的,因此年轻人的流入降低了城市地区的老龄化水平。
    《21世纪》:为照顾孙辈而流动的老年人口在未来几年是否会继续增加?
    杨菊华:对,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与我们的生育政策密切相关。“全面两孩”政策放开后,生二孩的家庭,很多都是家里有人照顾的,其中包括祖辈提供照顾。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比2016年还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
    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有很多人是想生而不敢生。政策虽然放宽了,但很多人担心孩子生下来没人照管,再加上现如今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很高,许多职业女性难以取舍。
    不过,如果家庭能提供支持,即祖辈能够提供隔代照料,会减轻年轻夫妻的压力,特别是时间上的压力。因此隔代照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老年人口的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流动人口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地变老,即年轻的时候到城市来,长期工作了很多年,现如今慢慢变老。改革开放40年,刚好有一批人符合这种情况;另外一种是因为随迁、隔代照料和养老,是老了以后再来的,这两种情况都占较高比重。
    城市医疗面临压力
    《21世纪》:老年流动人口的增加,是否会给城市的医疗和基础设施带来压力和挑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杨菊华:这对城市来讲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年轻人来到大城市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而部分老年人追求的是养老,尤其是医疗卫生方面的资源。诸如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优质资源,本身就是供不应求的。
    老年人如果跟着子女在城市,就会对流入城市的医疗带来压力,这也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拒绝老年人口的流入。
    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尤其是社区医疗资源的发展。因为老年人很多需求是慢病管理方面的,所以国家目前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慢病的管理和防控,包括一些血压的问题,不必去三甲医院,可以在社区层面做好。因此基层卫生院或二级医院要尽快发展。
    目前我觉得发展不够好,有些老年人不爱去,有的社区卫生院的人是很少的。
    探索“隔代照料”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21世纪》:根据你的研究,老年流动人口在照顾孙辈的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和问题?
    杨菊华:主要问题有几点,一是照顾孩子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劳累。 “隔辈亲”可能导致老年人溺爱孙辈,凭经验行事,养有余而教不足。年轻人往往希望孩子更加独立,在育儿方面代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一些老人也无法很好的处理婆媳问题。
    二是有些老人告诉我,带第一个孩子是责任,再带第二个真的力不从心。老人也有自己的退休生活规划,把老人从熟悉、舒适的环境变成陌生、需要适应的环境,让他们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极为不易。
    而且,老人若病倒,双薪子女家庭“两端”同时失守,会加重子女负担。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部分年轻老人还要照顾他们的父辈,过去是中年人“两头沉”,现在低龄老人可能也是“两头沉”,隔代照料更难以为继。
    《21世纪》:你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杨菊华:我的看法是,要探索符合国情的3岁以下托育服务体系及服务模式;在现阶段,在社会服务极其不足的情况下,将隔代照料纳入该体系中,这有助于补齐社会托育服务不足的短板,完善全面两孩政策的配套制度安排,实现“幼有所育”的发展目标。
    事实上,隔代照料符合我国国情。现代社会,婴幼儿抚育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内容。但是,2017年国务院妇儿工委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进行的四省市0—3岁托育需求调查结果表明,1岁前婴幼儿入托比例为1.82%,1—2岁为1.48%,2—3岁为7%;3岁前有入托经历的仅占4.29%,但有48%的家庭有此需求。
    重建托育服务体系需较长时日,在过渡阶段,将具有即时性和安全可靠性的隔代照料纳入服务体系,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破解婴幼儿照料难题的有效模式。
    中国女性就业率从1990年的73%降至2016年的64%,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舍业从家。隔代照料有助于消解生育对工作的负面影响,推动育儿—工作平衡。
    从多方面完善隔代照料,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首先,要为隔代照料“正名”,承认其社会价值。另外,可为隔代照料家庭提供灵活多样的补贴形式,在社区开展一些早教培训项目,提升老年人育教水平,缓解代际矛盾。婴幼儿照护是不间断的劳动,照料者难免身心俱疲,“喘息服务”也是亟需的。
    需要强调的是,隔代照料必须是祖辈的自愿选择,不应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强制,形成道德枷锁。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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