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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转型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
2016/11/17

由中国人口学会和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共同主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和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中国人口转型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2016)”于2016年11月5日-6日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大学、南开大学等二十多所高校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口转型与经济发展”,专家学者就“人口转型”、“城镇化和人口流动问题”、“健康与社会保障问题”、“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问题”、“人口转型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下面对会议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发言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综述。

一、关于人口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顾宝昌教授对我国当前人口的基本形势给出了判断,他认为《关于十三五规划的说明》中,已经概括了我国当前人口形势的基本特征,即: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他同时指出,在这种趋势下,我们应该及时转变我们以往所谓“我国人口多,劳动力庞大,群众生育观念强烈”等等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摆脱思想定势的束缚,对已有的认识进行反思和检讨,在不断的反思中实现我们对人口规律的再认识。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教授分析了中国人口转型的内生性和外部因素作用及其影响,他指出,决定人口转型的内在变量无疑是出生、生育和死亡,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动是人口变动直接的决定性要素。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内生性表现在生育率和死亡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生关系上。具体来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率、死亡率必然降低,而由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引起的人口类型必然发生转变,也就是人口转型。同时,生育率和死亡率也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生育政策、文化传统、医疗技术、外力作用和损失(如车祸、其他安全事件、突发疾病等)。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卫民教授从劳动力配置的视角分析了人口转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在进入人口转型新阶段后(即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龄化加快),我国长期以来劳动力资源优势将彻底改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经济增长动力主要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越工业的贡献。

二、关于城市化与人口流动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蔡继明教授研究了新型城镇化问题。他认为,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战略。他指出,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设。城市化是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是城市化的载体和基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真正与城市化相关的指标只有8个,其余10个都是与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相关的指标。我国城镇人口增长率远低于建成区面积增长率,要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扩展。城市化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不仅强调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化,更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化。而城镇化则意味着农村居民的镇民化,强调“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或“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此外,他还指出了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十几个百分点。半城市化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如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民工荒以及春运潮等问题。他还提出要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合理布局,并优先发展大城市,因为无论从减少耕地占用的角度,控制污染和解决就业的能力来看,大城市都更具有优势。最后,他还提出了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治本之策,即要改革和调整房地产供给结构,开辟准商品房市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大树教授研究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即流动人口支撑着快速的城镇化,但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没有城市户籍。流动性过剩问题使得城镇化的积极效应打了折扣,主要表现在:对农民工个人来说,从事工人的工作,但身份则是农民,从而有一种流浪汉、过客的心态;对农民工家庭来说,长期妻离子散,大量的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容易发生家庭危机;对企业来说,大量劳动力周期性闲置,年复一年的“招工难”,失业与空位并存,工人流动性大,队伍不稳定不利于生产技能的提高和建设产业工人队伍;对政府来说,大流量、长流距、同流向、高频率流动的农民工加大交通压力,农民工与城镇户籍人口福利落差过大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农民工人户分离,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挑战。因此,他指出,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可以适当放慢速度,提高城镇化质量,减少城镇化的“水分”,采取措施回收过剩的流动性。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王桂新教授基于新迁移经济学扩展模型,研究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精准扶贫的问题。他的研究解决了四个问题,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为什么存在差异,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会使山区农村更加贫困以及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过程中怎样做到精准扶贫。通过构建理论和实证模型,他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1.农村家庭在以收入最大化目标下各种变量相互作用达到均衡时所决策的外出打工劳动力的多少,取决于其家庭本地工资水平与外出打工工资水平之间差距的大小,该差距越大转移外出劳动力越多,反之越少。

2.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家庭的外出打工收入,还将通过打工汇款和劳动力减少两种效应反过来影响家庭本地工资水平及其与外出打工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

3.地形是影响农村家庭劳动力转移与本地收入关系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同地形农村地区外出打工汇款对农村家庭本地收入的影响不同,山地农村外出打工汇款的替代效应使家庭本地农业收入减少,因此难以提高家庭本地工资水平;平原地区农村外出打工汇款则有利于增加家庭本地农业收入,提高家庭本地工资水平。二是不同地形农村地区劳动力减少都将使农村家庭本地农业收入减少,以山地减少最多,平原最少,丘陵地区居中。

4.地形因素不仅客观上直接影响农村家庭劳动力转移与本地收入的关系,而且也通过影响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特征,间接作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家庭决策。

5.相对于平原、丘陵地区,山区农村土地耕种及生产发展的局限性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本地收入的作用,都不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及农村家庭本地收入的提高。偏多劳动力外出打工,导致家庭本地收入进一步减少,进而陷于一种劳动力过度转移和本地收入过低、家庭经济更趋贫困化的恶性循环。再加迁居城市的高门槛和高成本,也增加了山区农村家庭对打工收入过度依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山区农村贫困现象难以消除甚至更趋严重。

因此,他提出,在高度重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时,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形的农村地区采取不同的新型城镇化和精准扶贫战略。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任远教授研究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他认为回流可分为“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两种类型。“被动回流”发生,主要是因为:外出劳动力在城镇中的收入水平越低、职业地位越低、缺乏社会保障。“主动回流”发生,主要是因为:外出劳动力的家庭中缺少劳动力、有留守的家庭成员、在流出地有数量较多的农地。外出劳动力回流之后,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就业和选择自主创业。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宁光杰教授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是否促进流动人口进行自我雇佣以及是否能够提高自我雇佣者的收入。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促进流动人口的自我雇佣行为,而且会促使流动人口在从事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中进行流动,由私营企业流向国有企业,由城市非正规部门流向城市正规部门,但更会提高流动人口选择自我雇佣的概率。户籍制度改革还能显著提高自我雇佣者的家庭收入。因此,如果想要鼓励流动人口创业,给予流动人口户籍(本省户籍、本市户籍)是一个不错的政策工具。

三、关于健康与社会保障

香港科技大学的涂肇庆教研究了亚洲低生育率国家公共和私人养老负担问题。他运用国家转移账户(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NTA)系统来比较不同国家人均资产和负债随生命周期的变化,测算在保持年龄别税负和保险及福利所得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财政负担率。涂教授介绍了国家转移账户系统在研究人口红利、代际公平等问题上的应用价值,及采用新方法模拟老龄化影响和生育政策影响时能提供的新信息。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陆杰华教授基于地区和社区视角研究了老年健康的不平等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他认为,关注老年健康既是老龄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也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他提出两个假设:个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健康发挥积极作用,地位越高,物质资源越丰富的老人越健康;经济发展对居民健康有正向的外部性,地区/社区层面经济水平越高,老年人健康指数越高。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他的假设,具体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健康指数显著高于参照组;个人收入越高,老年人越健康;个人社会地位越高,老年人越健康;社区平均收入越高,老年人越健康;东部地区较之西部地区健康指数更高。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米红教授研究了青岛的护理保险实践,并比较了国际间的医养结合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他指出,在快速老龄化的今天,由于制度缺失,许多失能老人面临医院不能养、养老院不能医的“两难”困境,因此,亟待政府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借鉴国际经验,应该建立长期护理保障制度。青岛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青岛护理保险制度的核心是医、护保障适度分开,医疗、养老有机结合,实现“护有所保”;护理模式包括医院专护,护理院护理,居家护理和社区巡护四种;资金来源是按照一定比例从医保基金中划入;从多方面实施服务监管。青岛市护理保险制度实施以来,获得了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的好评。因此米红教授建议,应推广青岛经验,基于有限财政的理念构筑医养结合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张震副教授对中国县域人口预期寿命增长及其差异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论主要为:

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生存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集中表现为预期寿命的提高与寿命不均等的下降。

2.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中国人口预期寿命最高、寿命不均等最低。

3.区域间预期寿命变化有着显著的beta收敛,也就是预期寿命较低地区经历了快速增长,从而缩小了整个国家的寿命不均等。

4.The Preston curve所揭示的经济增长与预期寿命增长的关系,可以部分解释中国整体人口预期寿命能处在如此高水平的机制,中国长期以来对中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的支持,正好落实在预期寿命能实现快速增长的区域。这也是契合中国人口死亡率转变的区域差序推进的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宋月萍副教授研究了收入不平等、转移支付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她的分析表明:

1.收入不平等对健康具有负向影响。

2.转移支付确实缓解了收入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影响。

3.公共层面转移支付的改善更为重要。

她还指出,在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的中间因素中,转移支付的作用要大于社会资本,因此,应充分利用转移支付的缓冲作用,减轻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对健康的消极影响。

四、关于劳动力与经济增长

山东大学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研究中心的罗润东教授研究了老龄化、抚幼负担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他基于反馈式的家庭代际关系构建了一个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将人力资本投资的利己和利他偏好纳入分析框架,并考虑养老负担的预防动机。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幼年人口抚养比越高,最优教育总投资越低,这就意味着在反馈式的家庭代际关系中,即使考虑养老负担的预防动机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利他偏好,老年和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家庭教育投资有负效应。此外,他还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老龄化和抚幼负担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向影响。因此,他指出,应该通过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抵消老龄化对微观人力资本投资的负面影响。此外,还应该针对相关放松生育政策辅以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配套措施,比如为二胎家庭提供教育资助,减小抚幼负担对微观人力资本投资的挤出效应。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肖海翔副教授与华岳助理教授研究了社会资本形成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资本形成活动对健康的影响主要通过四种作用机制:获得与健康行为相关的指导(行为示范效应),使得个人更容易获取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信息外溢效应),创造更积极的心理状态(自我满足效应),对影响健康的事件的反应做出调整(压力缓冲效应)。并构建了实证模型来验证这四种作用机制。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魏下海教授分析了性别失衡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他的理论框架表明,在性别比提高的情况下,男性的最优选择是提高其储蓄率,而女性的最优选择是降低其储蓄率,因此,性别比提高对社会加总储蓄率有正向影响,即性别失衡会使经济体加总储蓄率上升,这会间接地提高资本集约度。而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集约度的关系取决于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的大小,当两者互替时,资本集约度提高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当两者互补时,资本集约度提高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当两者既非替代也非互补时,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集约度的变化无关。因此,在二者存在互替关系时,由于性别失衡导致储蓄率提高,资本集约度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就是性别失衡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吴帆教授探讨了女性职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由此提出了家庭政策的转向。她认为,女性的职业发展劣势主要包括:由于结婚、生育和照顾孩子造成的职业发展中断,生育后重返职场所遭受的“工资惩罚”,由于工作-家庭冲突而导致职业选择受限。因此,她提出应该转向更加强调性别平等和鼓励女性就业的家庭政策。具体来说,新的家庭政策应该兼顾效率和公平,应以社会性别平等为导向,鼓励男性参与家庭事务和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分担。企业层面,则应该制定弹性时间项目,提供子女照料项目、家庭照料项目以及一些财政支持,通过这些措施来帮助员工实现工作-生活平衡。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周兴副教授研究了生育需求对夫妻初婚年龄差距的影响。理论层面,他构建了一个双时期婚姻搜寻模型来分析婚姻匹配模式,分析表明,在一个生育需求比较旺盛的社会中,婚姻市场中男性将会对年轻女性设定较低的保留质量而对年长女性设定较高的保留质量,因此年轻的女性将会在婚姻市场中更受青睐。而对于女性来说,由于在第二个时期结婚将会大幅的降低自身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会使得她们为潜在的配偶设定一个较低的保留质量以提高自己在第一个时期结婚的概率。也就是说,生育率较高的社会中,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年龄差距会扩大,反之则反。实证分析的结果验证了他的理论推导:一方面,孩子越多的家庭,夫妻的年龄差距越大;另一方面,在实施计划生育之后,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夫妻之间的年龄差距也出现了显著的缩小。

与会代表还就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劳动参与率、影响消费结构,互联网使用对工资及其不平等的影响,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我国的贫困人口与扶贫政策,养老及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问题等很多主题做了报告发言。

(转载自中国人口学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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